【陈启沅】（1834.4.15－1903），字芷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简村人，生于1834年四月十五日，清宣统二年《南海县志》载：“陈启沅少孤贫而好学，凡诸子百家、星学舆地诸书,无不涉猎，尤精易理，性复颖悟，目光绝伦，深夜处暗室中能辩五色，曾以一麻子写百余字，一折扇写字汇全部，均楷法遒劲，行气整齐。工绘事，尤善作蝴蝶，飞跃传神，以显微镜窥之，则蝶之两须，乃两绝句缀成，其裙翅皆韵语也，自刻小章径仅二分，中容百余字，见者咸以多才之士评之。”

       少时涉猎诸子百家、星象舆地诸书，曾执教于村塾。1859年赴安南(今越南)佐兄料理商务，经商致富。1872年回国。翌年，在南海西樵乡简村创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该厂采用自己设计的机器设备，雇工人六、七百人，出丝精美光洁，远销欧美，为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1881年该厂因同业竞争，被视为异端，南海知县下令停产。遂将丝厂迁至澳门，初名和昌，后改名复和隆，历4年多时间。1885年复将丝厂迁回南海简村，改名世昌纶，继续经营。他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机器缫丝新理念，自行设计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机器缫丝设备——机汽大偈机汽单车，并致力推广应用，促进了当时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种桑养蚕业（农业）、机器缫丝业（工业）、生丝贸易业（商业）的经济新增长点。1872年从安南（今越南）回国，1873年，在家乡广东南海西樵简村堡开办继昌隆缫丝厂，办起了中国第一家蒸汽缫丝厂，成为中国第一位采用机器缫丝新法，并使中国缫丝业从手工作坊式走向企业规模化管理、机械化生产、系统化经营，掀起了纺织业的第一轮工业革命，开创了当时广东、珠江三角洲甚至全中国纺织业的新篇章，因而被作为中国第一位采用机器缫丝的民族资本家载入史册，流芳百世。他还是一个敢于与传统抗衡的先驱。他在安南经商期间，筹集资金建起洁净砖屋，请国际红十字会医护人员，免费为被视为不祥物的临产土人孕妇接生（此前，土人孕妇待产被逼至郊野或河边破旧荒凉的草寮去，分娩完才得回家）。为革除“鸡米酒”乡俗，他先从自己做起，规定凡“百豫坊人”（即启沅父亲所衍生的后人）不论男婚女嫁，一律不准搞“鸡米酒”，亦不得参加别人的“鸡米酒”，穷人拍手叫好，相继仿效，一改此常令贫穷人家深感头痛的陋习。这些种种，都足以证明陈启沅是一位极具革新精神的人。他在中国生丝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日渐低弱之时，怀着“还哺祖国”（陈启沅语）的心愿，率先引进新法，与沿用了几千年的手工缫丝法的乡人势力斗争，使“厂丝”竞争力远远高于“土丝”，为中国丝业继续立于不败之地创下了奇功。1903年在南海去世。

       陈启沅是我国近代的爱国华侨、著名的民族企业家，他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的创办和发展，标志着继缫丝工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促进了珠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缫丝工业的发展，增强了我国丝的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一业兴，百业旺。缫丝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各有关行业的兴旺。继昌隆缫丝厂的创办合发展，为我国民族资本的投入指明了方向和道路，继昌隆缫丝厂由此驰名于世。但这新生的近代工业却遭到土法缫丝业主的妒忌，封建官府也视此为异端。即使陈启沅以开办杂货、米店、药店来繁荣简村经济，以办学、兴建水利，对乡民施米赠药来争取乡人的支持，也无法冲破封建势力。1881年，继昌隆缫丝厂被迫停办，陈启沅只好将厂迁至澳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陈启沅去世，葬于南海小塘鹧鸪岗。著有《蚕桑谱》、《周易理数会通》、《陈启沅算学》。

       ###第86章80 清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陈宝箴　　【陈宝箴】（1831-1900.7.22），谱名陈观善，字相真，号右铭，晚年自号四觉老人，江西省义宁（今修水）县客家人。1852年乡试中举人出仕，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两湖总督曾国藩所赏识。后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时与许仙屏号为“江西二雄”。1895年在湖南巡抚任内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办新政，开办时务学堂，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刊《湘学报》，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系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地方督抚中惟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后受到湖南守旧派王先谦、叶德辉的攻讦。

       陈宝箴[zhēn]，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汉族客家人，举人出身。早年参加湘军，随席宝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官至知府。曾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1895年任湖南巡抚时，以“变法开新”为己任，推作新政。先后设矿务局、铸币局、官钱局，兴办电信、轮船及制造公司，创立南学会、算学堂、时务学堂，支持谭嗣同等刊行《湘学报》、《湘报》，使湖南维新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1898年5月，奏请力行新政，并提出兴事、练兵、筹款三策以挽救危亡。7月，保荐杨锐、刘光第参与新政。9月，奏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总理新政。但反对维新派“民权平等”说，也不满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对湖南守旧顽固势力的攻击采取妥协态度。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1900年卒于乡里。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为国家的危难痛心疾首，上疏时局利弊得失。同年升任湖南巡抚，慨然以开发湖南为己任，锐意整顿，刚到长沙任职就察劾县以下昏吏20余人，因得亢直美名。在经济上认为“凡有可以稍裨国计民生者，分应殚竭愚忱，尽其力所能及”，“尤可次第推广”。主张大力开发湖南矿业，“以救国民”。推行新政功绩，首先打破了湖南自洋务运动时期以来被守旧势力控制的沉闷局面，开创了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先河，对当时湖南特别是长沙的社会经济起了开风气的作用。在发展工矿业中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奏准开设湖南矿务总局。认为“开矿之举，行之歉岁，尤为急务”，此举既有利于国计民生，亦是自强之路。从湖南地理、经济等特殊情况出发，认为应优先发展矿业，奏称：“湖南山多田少，物产不丰，而山势层迭奥衍，多矿石之质类，不宜于树艺；唯五金之矿，多出其中，煤铁所在多有，小民之无田可耕者，每赖以此谋生。”奏请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895年2月湖南矿务总局在省城长沙正式成立。又拟奏了《湖南矿务简明章程》，对办矿的方法、经费、股份、矿质等问题作了若干具体规定。随后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招股建矿工作。1896年先后建起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平江黄金洞金矿等大型官办企业，其中以水口山铅锌矿为第一，铅锌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委任宁乡秀才廖树蘅督办水口山矿，独创“明坑法”，顺利排去积水，使采矿效率大大提高。新化、益阳锑矿的大量开采，使长沙省城的炼锑业开始产生。1896年起陆续有民族资本家在灵官渡开设大成公司、湘裕炼锑厂。灵官渡则成为湖南省最大的矿产品转运码头。矿务政策对后任的经济决策影响甚深。1902年创办了阜湘、沅丰两个矿务公司。1903年巡抚赵尔巽奏准将两矿务公司合并为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旨在垄断全省的采矿、炼矿之权，抵制外国侵略者攫取矿权的活动。还与长沙绅士王先谦、张祖同、杨巩、黄自元等商议，创办了和丰火柴公司和宝善成机器公司，倡议创办的这几个企业，实际上是长沙也是湖南最早的企业，是湖南近代电信业的开拓者。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商议，接设湘鄂两省间的电线，湖南一段自长沙省城起，沿湘阴、岳州、临湘一带驿路安设，至湖北蒲圻县境，计程225公里。全线竣工后，在长沙设立电报局，收发官、商电报，为湘省设立电报局之始。长沙及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发轫，与外省民族工矿业的产生有很大区别。所以“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确实“官导于先”，“上下一气”，是湖南维新运动期间工矿业得以蓬勃发展一大关键。变法失败后以“招引奸邪”之罪，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罢官后回到江西省南昌西山（今新建县境内）下筑“靖庐”栖身，生活惨淡凄凉。

       1900年7月22日卒然去世，终年69岁。死因《清史稿》不书，其子陈三立《先府君行状》亦讳而不言。但有记载说：“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戴闳炯）率兵从江西巡抚松寿驰往西山靖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至此，这位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最终也未能逃脱那拉氏的魔掌。

       家族成员

       子，陈三立，陈三畏。其子陈三立（1859～1937）字伯严，号散原，为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

       孙，陈衡恪，陈隆恪，陈方恪，陈登恪，陈寅恪。其孙陈寅恪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第87章81 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　　【孙中山】(1866(丙寅年)—1925年)，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生于广东香山县（即中山市）翠亨村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将陵墓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1]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2]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政治上也为后继者留下珍贵遗产。

       人物生平

       投身民主革命

       1879年(光绪五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孙中山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结纳反清秘密会社，准备创立革命团体。1894年，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

       1894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1895年2月，在香港联合当地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897年，孙中山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1900年10月，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即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1904年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越南、暹罗(即泰国)、美国等地对华侨及留学生宣传革命，1905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了革命团体，在此期间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联系。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孙中山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他自己也在1905～1906年间赴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宣传和募集革命经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的支部。他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对改良派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从1906～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时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推翻封建帝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结束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孙中山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

       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于1915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从1918～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

       接受共产国际帮助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于1918年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予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他高度评价和支持学生运动。孙中山从1920年开始与苏俄人士接触，1921年12月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1922年4月，又在广州与苏俄的全权代表会见，从幻想向帝国主义寻求援助转而希望联俄。

       1919年8月，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大力宣传民主革命理论。10月，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8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1921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出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再赴上海。此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3年初驱逐陈炯明后，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并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邀请苏联政治和军事顾问到广州帮助中国革命。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创办黄埔军官学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3]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以个人身分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1月，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1923年1月，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桂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综理政务。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大会。大会通过新的党纲、党章，在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选出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

       中国革命的旗帜

       孙中山早期曾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但均无所获。他在斗争中认识到，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3年12月，帝国主义各国因广东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余和要求收回海关主权，集中大批军舰到广州河面对孙中山进行恫吓。孙中山在关余事件中态度果断坚决，迫使帝国主义各国在1924年5月应允照付广东政府应得的关余。1924年10月，孙中山镇压了广州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

       1924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

       国父逝世

       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

       人物轶事

       名字

       孙中山使用过不少名字，多数是为了宣扬革命或摆脱通缉而取的，部分则在于表达人生期望。孙中山还用过陈文、山月、杜嘉偌、公武、帝朱、高达生、吴仲等化名，以及杞忧公子、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学生、南洋一学生等笔名。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不再面临满清的追捕，其本人之所有公私档案均以本名“孙文”署名。

       此外，孙中山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认为洪氏为“反清英雄第一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孙接受西式教育，不受传统忠君观念束缚，才敢于如此自称；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亦采用此说。

       至于“孙大炮”这个当时政治对手揶揄孙文的外号，在辛亥革命前已有，大炮是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文言辞夸大不实。

       清政府官方文件中，皆在其名字“文”上作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

       性质

       名字

       释义

       谱名

       德明

       族谱上的名字。

       幼名

       帝象

       “帝”字，乃亲人为其请求“北帝”神，护佑之意。

       名

       文

       在家乡上学时所取的训名。

       字

       载之

       由名“文”而来，取“文以载道”之义。

       号、教名

       日新

       取自《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语。1883年于香港加基督教受洗时的署名，亦即教名

       号、教名

       逸仙

       由汉文教师区凤墀牧师依“日新”之粤语谐音所改。

       罗马化

       SunYat-sen

       “孙逸仙”的广州话拼音。因孙氏曾任医生，故常被尊称为“Dr.SunYat-sen”。

       化名

       中山樵

       1897年，为掩护于日本流亡之行踪，日本友人平山周在陪同孙氏投宿旅馆时，想到附近有华族中山家宅邸，加上该家族成员中山庆子乃明治天皇生母，同时孙文亦钦佩明治天皇推动明治维新之举措，便为其取日本姓为“中山”，加上自取之“樵”。

       化名

       高野长雄

       纪念日本维新志士高野长英医师而命名。

       通称

       孙中山

       1903年革命人士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即宫崎滔天）之著作《三十三年之梦》翻译为《大革命家孙逸仙》时，将本姓与化名连用，成为后人对孙文的通称。

       尊称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后，当时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公家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自此之后，孙中山即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了其“国父”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则未以官方名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的国父为孙中山或其他任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从未称孙中山为国父。不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建政前或后，都尊称孙氏是“中共的老师”和“革命的旗帜”，民间则有人沿袭民国时代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的这一做法。另外孙中山先生之夫人宋庆龄女士，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享有较中华民国时期更崇高的地位，有时也被人进而尊称为“国母”。

       遗嘱

       孙中山先生临终前十七天，即1925年2月24日，知道自己病已不治，预立了三份遗嘱，这三份遗嘱是《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致苏联遗书》则是由孙中山以英语口授，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笔录。孙中山口授遗嘱时，在场的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邹鲁、戴季陶等人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了字。孙中山本来也要签字的，但是，因为听见宋庆龄在邻室悲泣，他不忍心让宋庆龄伤心，这天就没在遗嘱上签字。直到3月11日凌晨一时，他自知在世不久，才在遗嘱上补签上自己的名字。

       孙中山《遗嘱》的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在病危之中，仍念念不忘拯救中国、拯救民众。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混战四分五裂状态，段祺瑞坚持召开“善后会议”，实行军阀间的重新分赃，使中国继续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孙中山则极力谋求和平统一主张召开有各界民众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决定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大计，并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束缚，从而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孙中山在遗嘱中谆谆以此为嘱，把希望寄托于“唤起民众”，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之心。

       孙中山先生一生奔走革命，真正做到鞠躬尽瘁，他临终时遗留下的私产，除了衣物书籍外，只有一幢南美华侨赠送给他的上海住宅（即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他的《家事遗嘱》写道：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衣物书籍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成长，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先生晚年得到苏联的帮助，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他很大的鼓舞，他亲自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强调“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临终前夕，再次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特地口授了《致苏联遗书》。这份遗书的中文译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正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也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孙逸仙（签字）”

       个人思想

       信仰

       孙中山青少年时就有无神论思想，否定神佛有灵，还打断神像之手。孙中山早年游家乡北帝庙时曾折断佛手，并说：“佛若果有灵，能即祸我！木偶由人而作，岂能操人祸福哉？”十二岁时在夏威夷读书曾接触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后来又在教会学校读书，对基督教产生兴趣，在香港拔萃书室加入基督教。从事革命事业成立兴中会后，利用宗教进行革命。民国成立后，主张政教分立、宗教自由，注意宗教在道德建设方面的功效，如说“佛教为救世之仁”。到了后期，孙中山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他就自己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作了回顾：“予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予在香港医学校时，颇感耶稣教之不合伦理，固不安于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予之所信，大倾于进化论”他指出：“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又曾就西方对中国的宗教侵略抨击：“他们用政治力和经济力来掠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一班神甫牧师倚仗着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预词讼，欺压其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忍心刺骨。”

       思想

       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孙中山先生注重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结合中国的实际用来改造中国。孙中山先生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敏锐地认识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变革的重要影响，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赋予三民主义思想以新的内涵。三大政策是孙中山先生的重要政治主张，是他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屡受挫折转向成功、进而取得显著成就的正确道路。

       孙中山先生毕生坚持“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共和救中国和三民主义救中国的信念与理想。

       辛亥革命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理念。

       倡导“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推行“万能政府”——“广兴福利，大有为式”。

       注释“人民之权”——政权应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

       注释“政府之能”——“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阐明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在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推行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经典语录

       1、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2、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孙中山手迹“天下为公”

       3、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

       4、政治良否，视人与法。

       5、顺天意，应潮流，合人情。

       6、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

       7、感化人最要紧的就是诚。

       8、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当有能力为千万人服务时，就要为千万人服务，当有能力为千百人服务时，就为千百人服务，只有能力为一二人服务，就尽力为一二人服务。

       9、治国经邦，人才为急。

       10、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

       11、吾志所向，一往无前；百折不挠，愈挫愈奋。

       12、不断地奋斗,就是走上成功之路。

       13、凡百事业，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迟，利益愈大。

       14、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

       15、努力向学，尉为国用。

       16、事功者一时之荣，志节者万世之业。

       17、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

       主要著作

       诗词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这是孙中山先生唯一流传下来的完整的诗。诗中祭奠和追思的是萍浏醴起义烈士刘道一。

       文献

       标题日期责任者来源出处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批查昆臣报告书（1914.12.23）

       1911-08-11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论军事及对军人演讲（孙中山著作丛书）

       2009-12-01

       黄彦

       广东人民出版社

       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孙中山著作丛书）

       2008-11-01

       黄彦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论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孙中山著作丛书）

       2008-11-01

       黄彦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孙中山著作丛书）

       2008-11-01

       黄彦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论民治与地方自治（孙中山著作丛书）

       2008-11-01

       黄彦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自传及叙述革命经历（孙中山著作丛书）

       2007-11-01

       黄彦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重要论文（孙中山著作丛书）

       2007-11-01

       黄彦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革命方略（孙中山著作丛书）

       2007-11-01

       黄彦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三民主义（孙中山著作丛书）

       2007-11-01

       黄彦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孙文选集（下册）

       2006-11-01

       黄彦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孙文选集（中册）

       2006-11-01

       黄彦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孙文选集（上册）

       2006-11-01

       黄彦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1890-1911）

       2006-11-01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

       中华书局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1912）

       2006-11-01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中华书局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1913-1916）

       2006-11-01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中华书局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1917-1918）

       2006-11-01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中华书局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1919.1-1921.11）

       2006-11-01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

       中华书局

       6家系历史

       祖居

       孙氏祖先常德公，家系历史

       在元朝末期（约公元1350年）受到张士诚、朱元璋等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因而与东莞的何真交往很好，所以也就由南雄珠玑巷迁来上沙村定居，到了第五世房礼赞公搬迁至香山，即中山市。根据孙中山故居"孙氏家谱"所载的"始祖、二世、三、四世祖，都在东莞上沙乡居住，五世礼赞公才从上沙迁走，先辈的族谱仍以上沙作为“故乡”。

       家族

       前辈

       祖父：孙敬贤（1789年－1850年）

       祖母：黄芝兰（1792年－1869年）

       父亲：孙达成（1813年－1888年）

       母亲：杨可卿（1852年－1910年）

       兄弟姊妹

       长兄：孙德彰(1854～1915年)

       姊：孙妙茜(1863－1955)

       妹：孙秋绮(1871年~1912年)

       另有一兄：（孙德佑）五岁早夭

       另有一姐：（孙金星）亦早夭

       妻妾

       原配：卢慕贞（1867年－1952年）

       日本籍妻子：大月薰

       妾：陈粹芬

       末任妻：宋庆龄（1893年－1981年），1915年10月25日与孙中山在日本结婚。

       子女

       儿子：孙科（1891年10月20日—1973年9月20日）

       长女：孙娫（1894年3月31日—1913年6月25日）

       次女：孙婉（1896年11月12日—1979年6月3日）

       日本籍长女：宫川富美子（1906年—1990年）（与大月薰所生）（1906年出生）

       孙子

       长孙：孙治平(1913年11月15日－2005年4月6日)

       次孙：孙治强(1915-2001)

       孙女

       长孙女：孙穗英(1922年出生)

       次孙女：孙穗华(1925年出生)

       三孙女：孙穗芳(1935年出生)

       四孙女：孙穗芬(1938年—2011年1月29日)[30]

       外孙

       王弘之（孙婉与王伯秋之子）

       戴永丰（孙婉与戴恩赛之子）

       宫川东一（宫川富美子之子）

       外孙女

       王蕙（孙婉与王伯秋之女）

       戴成功（孙婉与戴恩赛之女）[11]

       有关评价

       胡锦涛：2006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以“三个一生”、三个“始终”，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一生：“孙中山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始终与时俱进；一生不懈奋斗，始终坚韧不拔；一生热爱祖国，始终致力于振兴中华。”

       江泽民：在1996年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就指出：“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在我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先生代表着一个时代。”

       邓小平：邓小平的谈话将孙中山的伟大的历史功绩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二是开创国共合作，导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他说：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强调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毛泽东指出：“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方面，知道他是很谦虚的。”“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

       朱德：孙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坚决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难和失败，他在遭受失败后，又整顿好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战场。孙中山先生能够随着历史的变化不断地进步，由早期的主张推翻皇帝、建立民国而进到晚年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导民主革命而进到主张实现世界大同。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在前进的。

       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陈锡祺：孙中山先生领导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提出过系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计划，这充分显示了孙中山先生的气魄与眼光，他的很多设想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孙穗芳：祖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人，他的生活很艰辛，为了救国，他经常是吃不饱睡不好，颠沛流离。这些年我寻访祖父足迹的讲演经历，让我亲身体会到他的这种艰辛。

       韦慕庭：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在他生前确实没有成功，他未能及身看到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可说是个失败者。但是，他对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巨大影响，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斗争；在他身后，中国革命成功了，中华民族继承孙中山遗志，终于取得全世界瞩目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又不能说是一个失败者。

       ###第88章82 国民党陆军上将远征军名将——孙立人　　【孙立人】字仲伦，安徽舒城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同年赴美留学，获理学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攻读军事。1928年回国，1932年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2支队上校司令兼第4团团长。

       1937年10月，孙立人率部参加凇沪会战。在蕴藻浜一线的阻击战中身先士卒，负伤13处。次年伤愈后又率部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两次立下战功，从此便在军界崭露头角。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财政部重组税警总团，孙立人晋级少将总团长，率部迁移到贵州都匀练兵。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这支全部德械装备的非正规部队成为当时中国部队中最精锐部队之一。1941年12月，税警总团改编为新38师，隶属于第66军，孙立人任少将师长。

       1942年2月，中国组成远征军，下辖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4月，孙立人率新38师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4月17日，西线英军步兵第1师及装甲第7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粮尽弹缺，水源断绝，陷于绝境，孙立人奉史迪威之命派113团团长刘放吾率团星夜驰援。18日凌晨，孙立人亲自从曼德勒赶往前线指挥113团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至午即攻克日军阵地，歼敌1个大队，解了7千英缅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00余人。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孙立人以不满1千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7倍于己的友军，轰动全球。之后，蒋介石给他颁发了四等云麾勋章。罗斯福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不列颠帝国勋章”司令勋衔，孙立人是第一个获得这种勋章的外籍将领。

       1942年8月，先后到达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和新22师进驻印度兰姆珈训练基地，番号改为中国驻印军。开始装备美械和训练。10月，中国驻印部队改编为新1军，郑洞国任军长，下辖孙立人新38师和廖耀湘新22师。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大举反攻。第2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38师如下山猛虎般扑向胡康河谷。

       1943年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

       1943年12月29日攻占于邦。占领于邦后，孙立人攻势不减，于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加，3月4日与廖耀湘新22师两路夹击攻克孟关。3月9日，孙师113团与美军突击队联手攻占瓦鲁班。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军第18师团死伤过半，狼狈逃出胡康河谷。据日军战史记载："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18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最自信，岂料胡康河谷的中国军队，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使我军损失惨重，全军不禁为之愕然。"

       驻印军攻占胡康河谷后，1944年3月14日乘胜向孟拱河谷进攻。新38师113团从左翼翻山越岭迂回到坚布山后方，和新22师两面夹击，29日攻占坚布山天险，叩开了孟拱河谷的大门。

       1944年4月24日，按史迪威的计划，新38师和新22师分别向孟拱和加迈攻击前进。5月下旬，孙立人从缴获的日军信件中获知：由于日军第18师团主力在索卡道被新22师包围，加迈城内兵力极为空虚，师团长田中新一坐守空城，惊恐万状。

       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后，部队进行休整扩编，由新1军扩编成两个军，即新1军和新6军。孙立人任新1军中将军长，下辖新38师和新30师（后廖耀湘新6军回国增援国内抗战，其50师编入新1军）。

       1944年10月，反攻缅北的第2期战斗开始。中国驻印军由密支那、孟拱分两路继续向南进攻。孙立人率新1军为东路，沿密支那至八莫的公路向南进攻，连续攻取八莫、南坎。1945年1月27日，新1军与滇西中国远征军联合攻克中国境内的芒友，打通了滇缅公路。随后，孙立人指挥新1军各师团继续猛进，3月8日攻占腊戍，3月23占领南图，24日占领细胞，27日攻克猛岩，胜利结束第2次缅甸战役。

       1945年7月，孙立人率新1军返抵广西南宁，准备反攻广州。8月15日，侵华日军投降。9月7日，孙立人率军进入广州，接受日军第23军投降。抗战胜利后，新1军与新6军被调往东北进行内战，凭着优势武力，曾在作战初期取得上风，不过却因与杜聿明不和，孙立人被调回南京国防部任职，实际己远离战场。1948年，孙立人被派往台湾凤山，主持新兵训练。1954年因“兵谏”事件被蒋氏父子软禁于台中33年，直至1988年3月恢复自由。

       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在台中市去世，终年岁90。

       姓名来源

       孙立人的取名源于以下文献：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孩童时期

       孙立人于1900年12月8日出生在中国安徽省舒城县（今属庐江），父亲孙熙泽是清朝末年的举人，被派任为山东知府，举家前往青岛居住。满清末年国土被列强割据，当时青岛为德国占领区。孙立人9岁时，某天在海边玩耍，发现了一颗极为漂亮的石头，于是高兴地将这颗石头拿在手里面玩耍。这时，来了几个德国小孩，他们看见了孙立人手上的石头，于是联手欺负孙立人，抢走了石头，还辱骂了中国人。这次事件对于孙立人的影响极大，他认为自己的国家一定要强盛，才能够让人民都活得有尊严，也成为他日后投身军旅的重要触媒。

       早期生涯

       孙立人于1914年以安徽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预科，接受八年的留美预备训练。当时的清华学校十分注重学生的体育锻炼，孙立人在校风熏陶下，热衷于篮球、足球、排球、网球、手球、棒球等各项球类运动，在众多项目中孙立人最擅长的是篮球。1920年他任清华篮球队队长，率队击败当时称霸京津篮坛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获得华北大学联赛冠军。1921年入选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身高1米85的孙立人当时担任球队的主力后卫。当时篮球项目有菲律宾、中国、日本三国参加，东道主中国队经过激战，先以32-29击败日本，再以30-27击败菲律宾，获得本届运动会篮球冠军，这是中国在国际大赛中第一次获得的篮球冠军。孙立人进清华后的第二个学期，在体育活动中受伤而住院治疗，休学一年，终于治愈，故在清华九年，于1923年毕业。

       同年赴美留学。因其在清华学校已习基础工程多门，故直入普渡大学三年级加修土木工程学，1925年取得学士学位毕业。期间曾为美国桥梁公司（AmericanBridgeCompany）受聘当设计绘图师。1926年孙立人进入维吉尼亚军校，接受严格之军事教育，因其已有学士学位，故直入三年级习文史，1927年以文学士毕业，游历欧洲，参观英、法、德等国军事。

       1928年孙立人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今国立政治大学），任中尉军训队长。1930年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上校副总队长。1932年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

       税警总团由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一手创建，武器从德国购买，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担任。在孙立人的训练下，其所属部队官兵教育水平、以及学科、术科和缉私方式的水平都远高于一般部队。事实上，税警总团、第36、第87、第88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即是第一批接受德械装备与训练的部队。

       由于当年孙立人任团长的第四团曾在华东射击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而前十名里面第四团共占了七名，孙式训练遂逐渐崭露头角；也因孙热爱篮球，是政府撤退台湾后，中华民国国军早期篮球运动鼓励提倡者。

       战争生涯

       抗战初期

       1937年10月，孙立人率领封裔应税警总团第四团参加淞沪会战，与日军血战两周，在周家桥破坏日军机械化橡皮桥，七次击退强渡苏州河的日军，使该地成为淞沪会战中日军伤亡最重之处。但此役孙立人为夺回友军失去阵地，遭迫击炮弹攻击身受十三处创伤，由其部属封裔应团长、指挥号长苏醒与机枪连长胡让梨背负救出，昏厥三天后借由宋子文之协助立即送往香港接受完整治疗。

       伤愈后，孙立人返回武汉加入财政部重组之缉私总队担任少将总团长，率部迁移到贵州都匀练兵。重组之缉私总队为松沪会战后伤愈之税警总团残兵（未受伤的被团长黄杰带走改组为40师）加上新募为主，规模3团，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孙立人将缉私总队由原本之三团残兵新兵逐步扩张至六团规模。

       在国民政府急需有力部队之要求下，1941年12月财政部被迫交出部分缉私总队半数兵力给国民革命军重组为新编第三十八师，作为交换条件由原本财政部体系的孙立人晋任少将师长，隶属于第六十六军，这支部队成为中华民国当时的主力部队之一。

       入缅作战

       一次入缅

       1942年2月，中国组成远征军，下辖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4月，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英军指挥官哈罗德·亚厉山大上将为掩护撤退，要求中国军队

       离开自己的防线去掩护英军的侧翼，第5军指挥官杜聿明认为英军当面敌情并不严重，不愿为了掩护英军而乱了自己的阵脚。1942年4月9日，日军33师团兵分三路，开始仁安羌作战，此处本不是中国远征军的作战范围。在这次交战中，英缅第1师、英印第17师和装甲第7旅进行了一定的抵抗，英印第17师甚至在12日凌晨发动了一次成功的逆袭，包围并击溃了日军原田部队两个大队。但是由于整个英军的消极战略，英军在日军的穿插和侧击下溃不成军，只得仰仗远胜于日军的机动能力，“悠然北撤”。4月17日，日军作间部队（主力为步兵214联队，山炮兵第3大队）兵分两路，突袭至仁安羌，切断了南北公路和宾河北渡口，堵死了向北撤退中的英缅第1师和第7装甲旅1营的退路，并利用仁安羌附近之有利地形构筑工事。英军空有火力和人员优势，却不敢北夺宾河大桥，反而退入仁安羌固守，向中国军队求援。远征军司令罗卓英架不住史迪威的威胁，让防护后路的新38师星夜驰援。此前的1942年4月16日，新38师113团在副师长齐学启率领下到达宾河北岸仁安羌北部，准备增援。17日临晨，112团也续派开拔。113团刘放吾团长16日下午四时率部赶到乔克柏当。英缅甸军司令史莱姆将军17日会晤孙立人，商定113团乘汽车至平墙河地区会同安提司准将的战车，攻击并消灭平墙河北岸约两英哩公路两侧之敌。17日黄昏时分，刘团长指挥113团将日军外围部队（高延大队）击溃抵近平墙河北岸，高延大队不支，留下第9中队防守平墙河北岸渡口，奉作间命令将主力撤入平墙河南岸入列归日军第3山炮大队长中井正指挥固守仁安羌镇区。18日拂晓，113团在英军轻战车和火炮配合下，强攻宾河北岸日军，占领渡口及桥头，但被南岸日军所阻。于此同时，撤退下来的英印第13旅在市区东北角尝试突围，但因为地形限制无法展开兵力，加之连日行军人马极度困乏，部队缺水弹药也快消耗殆尽，在日军强力阻击下不得不放弃突围被阻截在油田区。18日黄昏，日军一个大队的援兵由工兵联队从马圭沿伊江由水路输送北上，赶到了仁安羌增援作间部队，至此日军214联队三个步兵大队齐聚仁安羌，围困英军兵力得到增强。18日夜，新38师113团从右翼涉水南渡展开。19日拂晓，在英军炮火的全力配合下，113团3营奋勇冲杀。113团第一、二营攻下白塔山日军炮兵阵地，进而全团三营兵力进攻501高地。期间501高地三失三得，三营营长张琦在战斗中不幸牺牲。至下午2时攻占501高地，击溃日军整编第214联队。随后1营和、2营与英军战车协同，肃清仁安羌市内日军。5时许，日军被迫撤退到南部5公里外。至此，仁安羌之围告解。

       这次作战新38师113团以1000多人击败日军4300余人，解除了七千英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立刻成为英美新闻报道的焦点。史迪威大感满意，而将新三八师留在依洛瓦底江沿岸的西线。当时由于这一战绩替远征军在盟军中捞足了面子，蒋中正颁发四等云麾勋章表彰孙立人的战绩。美国罗斯福总统亦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1年后颁发）。而罗卓英为了填补新三八师西移而产生的空位，下令六六军调遣新二八师从腊戍到曼德勒接防，这就造成远征军作战主力西调，与东部战线空虚的危机。东部战线是远征军与中国云南连接的生命线，日军发现远征军这个致命的战略缺口，第56师团趁虚深远迂回突袭腊戍，孙立人所属的66军另外两个师战力不佳，全军溃败，使远征军陷入绝境，当然这只是后话了。

       仁安羌战后，英国方面决定弃守缅甸，撤往印度，让新三十八师掩护英联军撤退。4月下旬，英军撤过曼德勒后继续向西逃往印度。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官杜聿明因对英国人的欺骗和不忠感到不满，拒绝了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要他撤往印度的指示，而执行了蒋介石令他北上撤回云南的命令。孙立人则认为野人山不可行，当机立断撤率新三十八师向西撤往印度。由于日军被杜聿明率领北上的大部队所吸引，新三十八师在撤退途中比较顺利的打垮日军的阻击，撤至印度后还剩3000余人，保持了近半兵力。而杜聿明所率的第五军因遭到日军阻击和追击，丧失了穿越野人山的最好时机，半数葬送在野人山中，孙将军得知后立刻派遣新三十八师搜寻并救出部分友军转而撤往印度。

       5月底，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到达印度边境。英驻印边防军要求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孙立人拒绝解除武装。恰巧，为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解救过的英联军第一师师长正于当地医院疗伤，闻知孙立人部的情况后，即前往调解。第二天，新三十八师开进印度，英军仪仗队列队奏乐，鸣炮十响以表欢迎。

       二次入缅

       1942年8月，先后到达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进驻印度蓝姆珈训练基地，番号改为中国驻印军，开始装备美械和训练。10月，中国驻印部队改编成新一军，郑洞国任军长，下辖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和廖耀湘新二十二师。史迪威曾一度想解除所有团以上中国军官的指挥权而代以美国军官，遭到全体中国军官的一致反对，史迪威于是改成在团一级设立美国顾问，实行双重领导。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大举反攻。

       于邦大捷

       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进攻胡康河谷日军18师团。第18师团43年8月改编为3单位师团后，每个步兵大队从4个步兵中队缩减为3个步兵中队，骑兵大队被解散，野战医院和山炮联队的汽车被撤销，辎重兵联队也失去1个汽车中队，导致运送物资十分不便，弹药保障不足，每支步枪仅配备子弹150发，每门火炮配备炮弹100－120发。但增编了1个野炮大队（缺编1个中队，只有8门150毫米榴弹炮），全师团总兵力1.5万人。兵力高度分散，在胡康河谷仅3个步兵大队，4000多人。另4个步兵大队在怒江作战后返回密支那途中，其余分散在密支那、八莫、杰沙等地。第18师团素称精锐，转战中国多年一向看不起中国军队，但此次与驻印军作战却接连受挫。新三十八师1943年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1943年12月29日攻占于邦，此次作战系驻印军第一次与日军王牌部队作战获胜，称为于邦大捷，史迪威也到一线督战，据战场检验尸体共有184名，未有俘虏。这是美国军工生产和中国士兵勇敢结合的奇迹。据日军战史记载：“师团长接到两军交锋报告后，判断这支敌军只是为了掩护中美军主力越境派出来的一支先遣部队，首先命令富昆南部地区的第56联队急速前进，企图将其各个击破。及至该联队到达战场交战后才搞清楚，敌军原来是中国军第38师（孙立人师）一支劲旅，和第18师团过去在中国大陆上接触过的中国军队，在素质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惊。过去，日军以一个营消灭中国军一个师乃是家常便饭。尤其是这个在九州编成的师团，在中国战场上久经战斗，纵横驰骋，同中国军交战最有自信。然而，此次在富昆的中国军，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训练，都完全改变了面貌。尽管第56联队奋勇猛攻，敌军圆形阵地在炽密的火力网和空军的支援下不仅毫不动摇，而我军的损失却不断增加。敌军虽已遭到了将近九百名的损失，却仍顽强抵抗，坚守密林阵地，毫不退让。于是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个情况，使全军不禁为之愕然。”（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3卷，1051页）。

       胡康战役

       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加，3月4日与廖耀湘新二十二师两路夹击攻克孟关。3月9日，新三十八师113团与美军突击队联手攻占瓦鲁班。日军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第十八师团死伤惨重，狼狈逃出胡康河谷。新三十八师113团从左翼翻山越岭迂回到坚布山后方，和新二十二师两面夹击，29日攻占坚布山天险，扣开了孟拱河谷的大门。1944年4月24日，按史迪威的计划，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分别向孟拱和加迈攻击前进。5月下旬，孙立人将军从缴获的日军信件中获知：由于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在索卡道被新二十二师包围，加迈城内兵力极为空虚，师团长田中新一坐守空城，惊恐万状。孙立人见机而行，不拘泥于原定计划，以112团秘密渡过南高江，向加迈南面的西通迂回，切断加迈日军的后路；以113团向西进取加迈﹔以114团向南对孟拱实施大纵深穿插。6月16日，113团与新二十二师会师加迈，1944年7月日第18师团被迫放弃加迈，已处于“最后死斗阶段”，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写下遗书，作最后死斗，但3天后侥幸全部撤出（《长编》，中册，281页）。驻印军胡康河谷之战，宣布毙伤日军2.3万人，自身伤亡1.1万（日军记载18师团胡康河谷作战，死亡3200人，受伤1800人，合计5000人（《侵华长编》，中册，282页）。另外，日军第53师团在奉命救援第18师团时，在孟拱地区与新一军交战一个多月（6月初到7月初），直到18师团残部撤退完毕后该师团才撤离阵地。据日军记载，在胡康战役中，第53师团冈田联队蒙受极大损失，“前进到东邦卡附近的第1大队……几乎全军覆没；在孟拱附近的联队主力，约1400人中，损失约500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册第39页）。可见在胡康战役中，新一军除重创第18师团外，还击毙日军第53师团近1000人。（按：据（英国）弗兰克·麦克雷恩．《缅甸战役--由灾难走向胜利（1941-1945）》一书记载，在敌后截断53师团增援的是英国的迪钦旅）

       8月3日，中美联军克复密支那。至此，反攻缅北的第一期战斗结束。中国驻印军基本歼灭日军第十八师团（因为在日后的英日缅甸敏铁拉会战中，18师团虽还有7000战斗兵员、作为军主力骨干兵团使用，但已是经过重建和补充，故此处用基本歼灭而不是重创），一雪两年前退兵缅甸的耻辱。史迪威称此战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后，部队进行休整扩编，由新一军扩编成两个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孙立人任新一军中将军长，下辖新三十八师和新三十师（后廖耀湘新六军回国增援国内抗战，其五十师编入新一军）。

       抗战时期，美国所派来的史迪威上将因与蒋介石不和而后被美国召回。孙立人由于其美国背景，十分同情史迪威，史解职回美国后，孙立人曾以中国军官的名义发动上书罗斯福总统，要求让史迪威重返中国，这些都是逾越名分、干犯大忌的行径。

       二期战役

       新一军经过近2个月的密支拿休整，于1943年10月15日开始缅甸反攻第二阶段作战。中国驻印军由密支那、孟拱分两路继续向南进攻。此时中国远征军已基本攻占腾冲龙陵一线，但伤亡惨重，无力完成原来的任务，即打通滇缅公路从云南到密支那段。于是重新划分任务，中国远征军负责肃清云南境内日军56师团的少量残部。中国驻印军接过打通滇缅公路剩余段的任务。

       孙立人率新一军为东路，沿密支那至八莫的公路向南进攻。新38师担任攻击滇缅路要点缅甸八莫的任务。八莫守军是日军第2师团搜索联队，16联队一部，及18师团55联队在孟拱河谷被歼灭后重建的一部，再配以重炮和战车各一部。新38师一路拔除日军前哨据点，于10月底抵达日军太平江防线。孙立人再用两翼迂回战术，从上下游渡江，突破日军防线，于11月中包围八莫并攻占八莫外围所有要点。新38师经过1个月攻坚战，将守军五千余人全歼，击毙八莫守备队司令官原三好大佐（未死），攻克了工事要塞化，号称至少能坚守三个月的八莫。缴获仅重炮即有28座之多。当时正是中国国内战局最危急时刻，日军攻克桂林后再克独山，都匀，重庆震动。新38师攻取缅北重镇八莫将中国国内民心士气大为振作。

       新38师攻击八莫同时，孙立人命新30师绕过八莫，指向八莫以南40英里，位于中缅边境的中国南坎。1942年12月3日，新30师前锋90团与北上增援八莫的日军遭遇。日军兵力为重建的55联队主力，重建的56师团146联队一部，炮兵18联队一部，辎重工兵各一部，和新锐的49师团168联队全部。14日，日军集中主力强攻90团3营防守的5338高地，从日到晚一昼夜间连续冲锋15次，遗尸1263具，90团乘势反击，日军丢弃大量枪炮弹械逃走。在90团和日军激战同时，88团，89团，112团，114团从侧翼绕过直取南坎，于1945年1月7日将南坎包围，15日，在大雾中一举攻克远征军两次攻击不能攻克的南坎。新一军又应远征军之请围歼位于老龙山的芒友的日军56师团。新38师主力于22日攻克中国境内的芒友，滇缅公路就此全部打通，与滇西远征军举行芒友会师，作为在越南河内（时称东京）会师的前哨。同时114团将56师团向南出路封锁并阻击北上增援的第2师团第4联队。新30师攻取老龙山，再于2月8日取南巴卡，将56师团残部大部歼灭。孙立人率领新一军各师团继续猛进，攻取新维，3月8日攻占腊戍，将第2师团，第49师团残部歼灭。3月23日占领南图，24日占领细胞，27日攻克猛岩，消灭中缅印边界所有的日军主力部队。这时新一军右翼队的新50师经过半年战斗，先后攻克万好，南保，南杜，西保等要点，最后于3月30日攻克乔美，歼灭56师团最后的残部，结束了缅北作战。第二次中缅印战役胜利结束。

       据说新一军在历时两年的第二次缅战中，共击毙日军3个联队长以下3万3千余人，伤日军7万5千余人，俘虏大尉以下323人。新一军伤亡1万7千人。可是据蒋纬国编写的国民政府的标准战史《抗日御侮》第9卷189页明明写的缅北、滇西作战一年半时间内一共毙伤日军2.5万，还有孙立人自己写的保存在南京第二档案馆的战报，一共两期作战，按他自己的说法也只有毙伤1.1万（38师的9000和当军长后的2000，这个已经比日军的数字多一倍了，），不知他这个杀伤10万的战绩是怎么吹出来的。口说无凭，附上截图为证。还说没有任何其他一个中国军的战绩能和新一军（胡康，孟珙作战的时候孙立人不是新一军军长，军长是郑洞国，实际总指挥是史迪威，孙立人怎么能把这个时期的军的战功算自己身上，要算也只能算他自己的38师，孙立人当军长后按他自己的向军委会递交的战报只杀伤了2000日军）。

       孙立人将军指挥新三十八师，在远征缅甸，协同盟军抗击日本的战斗中，屡克强敌，战功卓著，其运用的战术、显示的战力备受国内外各方肯定，有“东方隆美尔”之誉[2]；而被打败的日军在缅甸战后史料上，尊称他为“中国军神”。1945年5月，孙立人率新一军返抵广西南宁，准备反攻广州。同月，应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之邀，孙立人赴欧考察欧洲战场，是中国唯一被邀请的高级军官。8月15日，侵华日军投降。9月7日，新一军进入广州，接受日军第二十三军投降，并建造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嗣后，新一军进行了休整和扩充，成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号称“蓝鹰部队”、“天下第一军”。

       内战时期

       1946年

       1月，孙立人被派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参谋总长会议，1946年3月下旬，新一军乘美舰在秦皇岛登陆，由于东北战事受阻，蒋介石急电孙立人返国指挥新一军。5月15日，在四平被攻陷前夕从郑洞国手中接过新一军的指挥权，正面攻击四平，时值新六军廖耀湘部在杜聿明指挥下迂回攻占塔子山，即将切断四平守军的退路，林彪见战况不利，先下令撤退，再给军委打电话报告。杜聿明接到投降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提供的准确情报后，确定共军战力已失，命令所属5个军进行超越追击，孙立人一路的新五十师强渡辽河，攻击公主岭，五日内攻陷长春，随后取回农安、德惠等战略要地，进展顺利。在救援海城的问题上，孙立人与杜聿明发生了矛盾，致使184师因孤立无援而投共，因为美苏的秘密协定，美国势力不进入北满和美国希望在中国推行两党制，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休战。国军部队追击到松花江南岸为止，但蒋介石为了显示国军在松花江以北的存在，指令杜聿明派一个团渡过松花江，占领交通要点陶赖昭堡，杜聿明明知此地地形低洼，防守困难，但是是老头子指定的，不好反驳，就把皮球踢给孙立人，孙就派非嫡系的新五十师派一个团执行这个任务。

       1947年

       林彪为打破杜聿明的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先后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1947年1月5日，孙部新38师1个营被解放军第3师包围，孙立人命113团主力解围，结果在其塔木被全歼，113团团长赵狄被击毙。新50师150团从德惠出援也被击溃，这是孙立人第一次见识解放军围点打援的威力。1947年2月21日，四野1纵、2纵、6纵和一些独立师共12个师，突然二下江南，歼灭城子街新一军新38师89团，占领九台和农安，在城子街战斗中，解放军的大炮开始向城子街守敌猛轰，把小小城子街炸得浓烟四起，瓦砾横飞，孙部没想到解放军有如此强大的火力，军心涣散，最终失守。不久，解放军乘胜对德惠新50师发起攻坚。杜聿明命新50师突围，师长潘裕昆请示孙立人。孙命新50师不要理杜的命令，坚守德惠，自带3个团增援德惠。为防林彪围点打援，孙立人带3个团长程迂回，于1947年3月3日赶到德惠，林彪解围撤回江北。此役，149团因坚守德惠被蒋介石赐名中正团，149团2连防守松花江北岸陶赖昭桥头堡，陷于战线后30英里，被24倍以上共军围攻24天而坚守成功，被蒋介石赐名中正连。

       3月，林彪三下江南，先重创71军，再包围杜聿明和新22师于农安。杜急电九台新30师救援。唐守治率新30师迂回往援，避开了林彪的围点打援，林彪解围而去。但杜仍在其后的军事会议上指责唐守治，孙立人因此和杜当场闹翻。

       杜聿明屡次发电向蒋介石批评孙立人，指责其作战不力，骄横跋扈。蒋介石鉴于孙立人和杜聿明不合，而且在东北将领中比较孤立，不可能取代杜聿明统领各军，于是明升暗降其升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虚职，解除兵权，其新一军军长之职由坚守德惠成名，黄埔出身的新第50师师长潘裕昆接任。说实话，孙立人在东北的战绩远远不如廖耀湘的新六军，这是杜聿明对新一军和新六军使用不同造成的，因为新六军听话，所以杜聿明将新六军做为机动部队使用，而孙立人由于和杜聿明不和，也不听指挥，就被摆到第一线去防御炮灰，当然消耗大战果少，而且所谓胜利都是坚守成功，所谓增援就是迂回拖延，这样当然讨不了好。搞的东北民主联军都有“吃菜要吃白菜心，要打就打新一军”的说法，同年8月，蒋介石将孙立人调离东北，出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部司令，在南京成立陆军训练司令部。

       陈诚赴东北，拆散新一军组成新一军、新七军、以其老部队新50师使用新一军番号，而把孙的新38师改为新七军命其驻守长春，最后在长春围城后在他老部下李鸿带领下缴械投降，孙立人离开东北时，东北局势已经恶化，孙立人及时退出东北，对他个人而言是幸运，保全了他的名声。实际上早在1945年缅甸反攻胜利，孙立人声名如日中天的时候，有记者采访了共军总司令朱德，问他怎么看待新一军的战绩。朱德回答：“是的，他们打的很好，但那是在异域，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有美国人的全力支持，如果他回到国内这个环境，我不认为他能长期保持这种态势，制度总是比人要强。”

       11月，孙立人将陆军训练部迁到台湾，并从新一军调去几百名他在税警总团和在缅甸作战时期的干部，一同前往台湾训练新兵，在台湾建立新军。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孙立人名列第38。10月，孙立人选定台湾凤山为新军练兵基地，开始他一生最后一次练兵。11月，孙立人将陆训部迁到凤山，并调新一军教导总队第9期毕业学员入台作为示范队。

       孙立人的原来的新军训练计划是要以新兵训练。但当时已无可能，改为训练现有部队。1948年1月，凤山陆训部的训练机构定名为第4军官训练班。青年军201师随后抵凤山受训。1949年8月陈毅华东野战军部叶飞10兵团攻克福州，10月又克厦门，准备攻击金门。金门守军为李良荣22兵团，其中第5军共三千人守小金门，第25军40师五千人守大嶝，第25军45师五千人守大金门岛，22兵团司令部和第25军军部和直属队共6千人也驻大金门。第25军已是第3次重建之部队，此前先在碾庄，后在福州被歼灭，战力较弱。李良荣8月赶到金门后即急电台湾请孙立人派新军增援。这时台湾只有80军下辖之青年军201师，206师，207师。其中完成训练的只有201师。孙立人即命郑果201师师直属队和601，602团约七千人船运金门，配属25军。201师603团赴马尾掩护其他部队上船后返台湾。李良荣在金门校阅201师后，写信给孙立人言："201师的精神纪律及战斗技术，均为今日部队中的最优越者，金门有此一师，乃敢夸言稳固，此皆吾兄忠诚及智慧所得之结果。"

       1948年

       10月12日，胡琏12兵团从汕头撤退，其中18军共八千人退到金门。金门岛防区划分，以最强的25军201师守适宜登陆的西区北半部，次强的25军45师守东区北半部。18军守东区南半部，25军40师108团守西区南半部。

       金门之战，后因孙立人下台，胡琏12兵团增援被称为胜利关键。但实战中，201师投入部分预备队后独立完成了反击，将对方压缩到古宁头，然后12兵团2个师方真正参战。由于叶飞没有船无法大量增援，即使没有12兵团，201师也能独立结束战斗。实际上，由于12兵团是被歼灭后重建的部队，战力很弱，反而拖延了战斗。胡琏在其"金门忆往"书中述42团团长李光前阵亡一节中即可看出12兵团战力之弱："其第二营一班长告我曰－本团之武器，乃收缴福建广东叛变之保安团队之武器，腐旧不堪用。我营只有五挺轻机枪，两挺打不响，三挺不能连放。团长见火力不能压制敌人，遂决计冲锋，但兵又都是新募集来的，伏地不起，团长乃身先士卒，冲锋而上。"而42团围攻的只是251团一个排而已，最后这个排还大部突围而出到古宁头。而原在大陆就曾配属12兵团作战的战车3团1营1连长胡克华亦说："像这种装备不全，连枪都不会放的新兵，如果没有战车营，这些人不是变了炮灰，恐怕亦准做俘虏。"

       1948年底，孙立人兼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和台湾防卫司令。1949年8月，升台湾防卫总司令。制定实施台澎防卫计划，构建全岛防卫工事体系，整训撤台的80万败军。

       台湾时期

       转入台湾

       1949年1月21日蒋中正发布“引退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理总统与共产党进行和谈。2月11日，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派一名中将特使到台湾。他请孙立人到东京会谈。孙立人没有立即接受邀请。他通过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陈诚要求蒋中正的许可，蒋中正同意后，孙立人搭乘麦克阿瑟的飞机飞往日本。麦克阿瑟告诉孙立人说，美国希望孙承担防卫台湾的责任。美国无论是金钱或武器将给予他全力支持。孙立人表明他将支持蒋介石保卫台湾。当他回到台湾后，他向陈诚报告麦克阿瑟与他的谈话，并要求陈告诉蒋。1949年2月青年军第二零一师调台湾受训。

       1949年9月1日，孙立人正式就职台湾防卫司令，第二零一师10月在金门参加金门战役。11月，蒋中正在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分会中提议孙立人再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国防部亦随之发表新职。1950年3月1日，蒋中正“复行视事”重任总统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随之裁撤，孙接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当时陆军总司令部与台湾防卫总司令部址乃同一驻所）。美国曾考虑要求蒋中正下野，军队指挥权交给孙立人；以胡适替代蒋。

       1950年6月韩战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参战。美方对蒋中正的态度与韩战爆发前相比可说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了减缓在韩战的压力，立即制定一份中华民国国军行动纲领，想利用最少的美军资源，帮助国军进行游击战，甚至夺回并控制广西、云南等西南省分，来达到削弱甚至推翻中共的目的。然而，蒋中正并不赞同美国的方案。因为结局对蒋与中华民国而言，很可能比不开战更糟，有可能影响中华民国当时军政权力的结构，尤其顾忌曾留学美国的孙立人，而且战事很可能以僵局的形式告终，使得中华民国夹在北京与华府之间，难以动弹。然而蒋中正愿意派遣军队到韩国加入韩战，美方却不愿意。另外从蒋中正以后被公开的日记里可知，当时仍深受美国支持的孙立人，从1951年的1月初开始，就极力想说服蒋，希望取得反攻大陆全盘之军事指挥权，甚至以辞职要胁，结果被蒋批评为“自不量力，只想藉美国之感情保护。”

       1951年5月，孙立人晋升陆军二级上将。美军顾问团（MAAG）在台北正式成立，美援的条件是中华民国政府建立起一套美国认可的国防军事预算与监督机制。1951年7月，一份代号为“三七五”的反攻总计划，拟定以闽南与海南岛作为反攻登陆地点，此后数月里，美方不断向台北推销反攻海南岛的方案，然而蒋中正却并不热衷，视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诡计与阴谋。

       1952年4月，孙立人连任陆军总司令。1953年6月，孙立人在税警总团的老长官黄杰领三万军队，自越南富国岛到台湾。8月黄杰任台北卫戍司令。9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54年6月24日黄杰任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任总统府参军长，失去兵权。1954年12月3日美国与中华民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孙立人始终主张反攻大陆。1954年、1955年接受美联社记者访问时他承认反攻大陆是一个极危险的赌博；不过认为延迟反攻并不会减少危险性（当时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正炽）。他表示：“局势将因中共在华南沿海增强防务而告揭晓。共党于完成增强防务后便能向中美在台湾海峡的空中与海面优势挑战。一旦失去海空控制权后便很难守住任何岛屿。”“共党的力量外看似乎要比实际上强大；但中华民国军队反攻后，大陆上的匪军将普遍起来反攻，被奴役的人民将起来帮助我们。”“进攻总是一桩冒险的事，不过我们非做此冒险不可──我们在这里除此之外还为了什么？”

       孙立人致力于国军现代化，整编撤退来台之国军，建立完善之兵役制度与预备军官制度。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亦曾经历孙立人兴办的军事训练计划，成绩甚佳。古宁头战役的胜利，与孙的努力有关。防守第一线的二零一师就是经过孙的陆军训练司令部的训练。但随着孙案的爆发，孙立人的一切事迹，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历史删除。

       孙立人对于曾留学苏联而时任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的蒋经国以政工制度破坏现代军事体制有不满之意。

       孙立人因对于蒋经国以政工制度破坏现代军事体制有不满之意，且遭情治单位密称孙与美国有不正常联系，1954年6月陆军总司令任期届满，蒋介石将其调任无实权之总统府参军长，12月3日中华民国与美国双方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蒋氏政权在获得美国充分保障后，认为已不再须要依靠孙立人来维系台美关系。1955年5月28日蒋介石召见孙立人，说他打仗不行，要把他孤立起来，6月，政府当局以孙立人将军与其部属少校郭廷亮预谋发动兵变为由，对孙实施看管侦讯。

       1955年8月20日，孙立人“兵变”事件公开化。当天政府以“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等罪名，革除孙总统府参军长职务。事后，组成调查委员会，查处此事。孙被判处“长期拘禁”在台中市向上路寓所，直到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过逝后，同年5月时任总统的李登辉才解除孙长达33年的“监护”。自孙立人被拘禁后，其亲信部属一一被调离军职查办，前后有300多人因与本案有牵连而被捕入狱，包括当时担任英文秘书的黄正以及担任女青年工作大队中校组长的姊姊黄珏等人。

       兵变案件

       对于孙立人，蒋中正在日记里的记载显示，他并非不愿用他，但是吴国桢、孙立人屡屡挟外（美国）自重」，蒋日记里多次痛斥。从1949年五六月间美驻台北领事艾嘉致国务卿的七封电报可知，孙立人对美国外交官一直感慨台当局政府故意雪藏他，以至于他有职无权，他希望军民分治，说台湾局势已发展到人心思变的地步。身为军方要员，向外国官员责骂该国政府，自然是越轨之举。

       当时与孙立人联系的是美国的左派国务院。美国国务院自1950年初开始，紧锣密鼓地推动台湾政变。国务院中国科于1950年2月20日拟订「台湾政变草案」，建议以孙立人为斩府攀旗的政变指挥官，推翻蒋政权，以「反共，保台，联美」为政变宗旨，对蒋的处置方式则以软禁或放逐为主。

       1950年3月20日，美国中情局一份机密报告称：「近几个月的报道显示，受过美国教育、现负责台湾防务的孙立人，正计划发动政变，俾使蒋介石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

       4月下旬国军部队撤离海口后，美国驻华武官巴瑞特向国务院发了一通极机密电报，引述孙立人的话说：蒋介石及其党羽已到了「混乱与绝望」的状态，孙建议采取「剧烈的行动以挽回狂澜」。巴瑞特1950年4月27日会见孙立人时，孙主动提出「蒋介石问题」。腊斯克于5月1日见到此电，两天后的5月3日，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官员尼兹在一次秘密会议中正式提出了由孙立人发动兵变以倒蒋的方案。方案说，政变目的乃是「彻底铲除国民党的所有重要官员，由孙立人掌控全部军权」——这些工作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完成。政变后的政治真空则由美国调集官员去填补——三天之后，美国派出一批最能干的官员到台湾充任政府的顾问。1950年5月3日腊斯克呈交艾奇逊一份演示文稿，指出美国已在台湾部署秘密行动，以武装支持岛上的领袖，他建议告知蒋介石，嘱其离开台湾。

       孙立人兵变案(郭廷亮匪谍案)，对“孙案”之调查，最初由副总统陈诚为主任委员，与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等组成“九人委员会”，负责调查“郭廷亮匪谍案”。另外监察院也由中国国民党籍监委陶百川、无党籍监委曹启华、萧一山、王枕华、余俊贤等“五人小组”自行发动调查。陈诚的九人小组审讯郭廷亮等，得到彼等“坦承不讳”之“自首”结果。由于郭系孙立人之联络官，九人调查小组认为孙“未适当防范，有失查之责。”军事法庭遂以匪谍罪判处郭廷亮无期徒刑。

       经调查已确定为一项被阴谋设局构陷的冤屈案。这件迫使孙立人去职的案件涉及其部属郭廷亮，郭廷亮此后或关押于绿岛或遭严密监控。1991年，郭廷亮其后假释返台，却发生在桃园中坜火车站离奇死亡(月台上跳车身亡)。

       监察院陶百川等“五人小组”之调查结果与“九人小组”差异甚大。监院认为郭廷亮等确系主张军事改革，但绝无兴兵叛乱之情节。所谓遭人检举，乃属国军内部派系构陷，不足为凭。孙立人对此应毫无责任。监院调查结果因与“九人小组”差异过大，调查期间遭到情治跟监，最后仅在院内会议秘密报告后即以极机密封存，不再公开。

       1998年孙案涉案人及家属要求监察院公布“五人小组”报告并还原真相。2001年1月8日，监察院通过决议，称孙案乃“被阴谋设局的假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获政府新台币六十万元经费补助，就孙立人兵变案进行专门研究，据朱教授研究调查结果称:“进驻孙公馆翻遍了孙立人将军保存的所有档，和国防部与总统府的所有机密档案档，并未发现孙立人有任何不法行为”。

       兴办教育

       孙立人的义子、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化学系教授揭钧表示，孙立人曾说，他离开家中严厉的私塾，来到清华读了九年书，“视野开了，好玩极了。”孙立人归纳在清华体会的教育是德、智、体、群四个字。他说，孙立人很注重教育，认为教育是建设“国家”的基础，他积极推广教育，为国培育人才、珍惜人才、极力发现人才，并且鼓励人才去发现更多的人才。他在军中推行“德、智、体、群”教育，还要他们有自尊和荣誉感，并加以“义、勇、忠、诚”信条。孙立人倡导“作战到哪里、教育就办到哪”，让人看到孙将军的教育观。据中评社报道，台湾新竹清华大学21日举行“吴国桢主席与孙立人将军联合纪念会”，纪念这两位文武双杰清华校友，新竹清华校长陈力俊强调，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风雨飘摇之际，二人在台湾社会政治、军事局势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奠定后来稳定发展，建设台湾为自由民主基地良好基础。

       “作战到哪里、教育就办到哪”揭钧说。孙立人在贵州办了诚正学校，作为陆军子弟学校；在东北鞍山，他把一座日本学校，改办私立东北清华中学；远征缅甸期间，创办华夏学校，教育华人子弟中国文化。揭钧也提到，美国名校普渡大学在1950年代和台南工学院（成功大学前身）关系密切，有许多教授到台南访问和教学，孙立人要两校联手，让台南工学院迈进国际水平。

       揭钧表示，孙立人的教育理念为：“才，以历练而明；识，以艰难而出；胆，以心细而大；略，以见闻而优。”他说，孙立人对军官和士兵军事统驭要求，比一般治民的官员要求更高，因为军人要为国牺牲，必须经历严格的训练，具有作战的技能。孙立人曾说，“打仗就要打胜仗，把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送到战场是罪恶。”所以他的兵是“常胜军”。

       人物逝世

       孙立人于1990年11月19日病逝于台中寓所，享寿89岁。时任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受政府训令，派陆军总司令部办理治丧事宜。故总统蒋中正遗孀宋美龄致送花圈、总统李登辉颁发褒扬令给予褒扬：礼由总统府资政郑为元主祭，参谋本部、三军总司令部等陆海空高级军官皆出席。灵柩由清华大学校旗覆旗委员洪同、李干、刘兆玄、张昌华覆盖校旗，维吉尼亚军校校旗覆旗委员温哈熊、温于俭、叶晨晖覆盖校旗，再由台湾政府指派之覆旗官，许历农、罗本立、温哈熊、黄幸强四位上将代表国家覆盖国旗，备极哀荣。遗体安葬台中市北屯区大坑东山墓园。

       历史评价

       孙立人是国民革命军中，具备丰富的现代化作战经验和高超的军事作战指挥水平的将领，并拥有崇高的国际声望，是国民革命军中与众不同的一名优秀将领，也是国民革命军当中极少数能从美国军校毕业的高阶将领。历任财政部税警总团团长、支队司令、国民革命军师长、军长，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中华民国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等职，并荣获大英帝国司令勋章、美国丰功勋章以及中华民国青天白日勋章，身后获总统明令褒扬。由于孙立人是从西方高级军校学成归国，与当时作为国民党军系主流的黄埔系将领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但这依旧难以遮掩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先进的现代化军事作战理念。在印缅战场上，协同盟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东征西讨，迭克强敌屡建战功，其高超的作战指挥水平得到国内外各方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孙立人长期在补给较为充足的精锐部队任职，无论在中缅印对日战役，或在东北新一军对中共的战事等，面对各种艰苦复杂的作战环境皆有深刻的认识与卓越的战绩，不同于国府嫡系将领一般的庸碌。正因为孙立人将军拥有出众的军事才能和骄人的战绩，善于指挥机械化部队，所以他被西方军事学家誉为“东方隆美尔”。

       国际荣誉

       孙立人将军在中国远征军回国后获得由英王乔治六世颁发的不列颠帝国勋章（Knight/DameCommander；缩写是KBE/DBE），以及由美国颁发的丰功勋章。

       ###第89章83 国民党海陆大元帅一代名将——胡万洲　　【胡万洲】（1865～1943）汕头峡山镇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随后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中国革命，先后参加了讨伐军阀袁世凯和军阀莫荣新，屡立战功。孙中山逝世后隐居于中山县，1943年去世。

       在潮阳市区（汕头市潮南区）西17公里，练江南岸。属峡山镇。人口0.69万。村址四周地势低洼，溪流环绕。如一风景秀丽小洲，故初名华渚。又因东门外地势较低，门前石桥两端常积水，行人须涉水过河，明代曾名下桥。至清代，美称华桥。公元1275年（南宋)福建漳浦显宦胡建潮迁此建村。聚落集中，呈块状，房舍多为砖瓦木结构平房。以农为主。有耕地110.67公顷，主种水稻，是镇水稻高产村之一。有竹木加工、石料加工、五金塑料、服装制造等厂。有小学1所，1976年旅外侨胞捐建教学楼。村中胡氏大宗祠，明永乐四年建，其建筑面积之大，为潮阳农村祠宇之冠。至今保存完好。村人胡万洲是同盟会会员，曾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有公路通峡山，并接324国道。地处练江中游南岸的潮南区峡山镇潮东村，有一座与众不同的的特殊建筑——“将军第”。它不同于潮汕的传统建筑“四点金”、“下山虎”，更不是“四马拖车”，而是被人称为“四厅会”的特殊建筑。这座建筑物，就是民国初期陆军中将胡万州先生的故居。“将军第”建成后，已引退的胡万州将军，虽常住广州，但经常回乡探亲，住进这“将军第”。据说当时还为他架设专线电话。。期间，其旅居泰国的子孙也曾回乡巡看其先辈的故居。后来，这座“将军第”为胡万州的曾孙婿许其平一家人所居住。

       胡万洲青年时往香港经商。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前后加入同盟会。后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青年时往香港经商。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前后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暴发，万洲在广州组织民军，攻占宝安等县。民国元年（1912），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选为国民党粤东支部组织代表。民国5年春在讨伐袁世凯中，任护国军第六军指挥兼海陆军司令，先后率军光复宝安、广宁、四会等县，迫使军阀龙济光逃往海南岛。

       胡万洲，又名胡文辉、胡致祥，是中国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反清倒袁（袁世凯）的一代名将。他少负大志，青年时期离家乡赴香港经商，对当时清王朝封建专制、腐败无能十分愤慨。他在香港时结识孙中山先生，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影响，响应孙中山提出的“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号召，于1906年参加孙中山先生总理的同盟会，并受孙中山之委托，与胡汉民、邹鲁、陈炯明、任鹤年、黎金庭等人在港成立同盟会香港支部，他任支部评议员。

       革命活动

       当时，同盟会赤手空拳，经济十分困难，而作为商贾的胡万洲家资颇丰，于是他多次出巨资捐赠同盟会在香港开展正常的革命活动。1911年宣统三年，即辛亥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当年12月，孙中山回国，在南京经十七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结束了清政府的统治。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胡万洲被选为粤支部的组织代表。当时局已趋稳定之后，胡万洲遂遣散部队，回香港继续经商。谁料，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窃据了政权，军阀龙济光则“助恶长乱”，窃据广东。

       水陆夹攻

       此时，胡万洲闻讯后，在港组织了一批有志之士的同盟会员，回广东“共举义旗，誓除国贼，以安民国”。1916年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役打响时，胡万洲被任命为护国军第六军指挥兼海陆军司令等职，由于胡万洲指挥有方，将士英勇骁战，并与粤海军司令李玉光配合默契，同被胡万洲委任的炮兵统领关廷芳，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因而水陆夹攻，军威大震，所向披靡，一举收复了宝安、广宁、四会、三水、东莞、增城等县，迫使袁世凯在粤爪牙龙济光败走海南岛。这一战役共用去军费5万余元，均系万州个人负担。

       胡万洲因在这次讨袁的战斗中，战绩卓著，1917年被晋升为陆军中将。1920年，在讨伐桂系军阀莫荣新的战斗中，胡万洲受任救国军中路司令，不久改为义勇军第五支队司令。在讨伐桂系军阀的战斗中，胡万洲发现军阀莫荣新向美国商人泡利购买价值美金300多万元的一批军火时，他迅即派代表与孙科商议，并上报南京孙中山先生，经与美商交涉后，决定现金全部没收，军械全部收缴交付军政府使用，从而扑灭了莫荣新部，壮大了军政府的武装力量，为当时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嘉奖。嗣后胡万洲还任总统府咨议。由于胡万洲“热忱为国驰驱，而不争权利”，于1934年6月9日，立法院长孙科证明于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照章核给二等抚助金。

       1916年春天，在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役中，胡万洲被任命为两广护国军第六军指挥兼海陆军司令，先后率军光复广宁、四会、宝安、三水、东莞、增城等县，迫使袁世凯在广东的爪牙龙济光向海南岛逃亡。胡万洲因战绩卓著，1917年晋升为陆军中将。1920年，在讨伐桂系军阀莫荣新的战役中，胡万洲受任救国军中路司令，不久改为义勇军第五路司令。他率军先后占领德庆、广宁、四会、宝安等县。并截留了莫荣新向美国商人购买的一大批军用品，价值美金300多万元，报请军政府点收，壮大了军政府的武装力量，受到孙中山先生的称赞。此后，胡万洲还担任广州财局咨议、总统府咨议等职。

       胡万洲在追随孙中山先生干革命的岁月中，曾经数次帮助孙中山脱离险境。1907年的一天，孙中山为革命奔波，风尘仆仆从外地到了香港，找当时在英国人办的糖厂做工的胡万洲，了解同盟会的活动情况。孙中山一入糖厂，即被清廷派来的密探发现，清廷通过外交渠道，很快向这个糖厂的厂主提出搜查的要求，英国厂主也同意让清政府搜查糖厂。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胡万洲从容镇定，马上对孙中山进行巧妙的化装，然后两人乘车从密探的眼皮下离开糖厂。胡万洲一直把孙中山送往安全地带，终使孙中山先生化险为夷。胡万洲弃商从军，热忱为国，不争权夺利，在国民党的将领中是罕见的。孙中山的长子孙科曾亲笔题赠一副对联给胡万洲，联曰：“万古英雄肇造民权重兴舜日，州中豪杰推翻帝制再乐尧天”。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胡万洲在军界受到排挤，终于销声匿迹。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革命形势发生骤变，耿直豪爽、仗义执言的胡万洲在军界受排挤，他也不思转政，仅年过花甲就引退了。当时胡万洲隐居在广州旧仓巷凌霄里，省财局每月按国民党中央核准的二等抚助金发给俸金。抗日战争爆发后，财局中断给养，日寇也经常派飞机轰炸。据其1937年夏历5月初五日发出的家书称“……我现因时局不好，财局薪水停支，入息全无已经八个月矣，日中使用俱由你家姑邹氏所出，而且敌机轰炸本市，我所住地左右前后便均有弹落……”1939年夏历8月19日又为其孙媳妇方氏写信称：“省城自14日起，每日有飞机四五十架经过，落炸卵弹数十粒……”就这样，胡万洲被迫离开广州，来到中山县黄阁乡麦仲铭处避难，国民党政府也断了其一切供应，经济无着，只能靠以前一些微薄积蓄度日。1943年，正值潮汕大饥荒年，故乡生活难度，爱莫能助。这时，年已79的反清倒袁一代名将胡万洲，终因穷困潦倒，年迈体衰而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

       一生功业

       辛亥革命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暴发，胡万洲在广州组织民军，攻占宝安等县。民国元年（1912），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胡万洲被选为国民党粤东支部组织代表。

       民国5年春在讨伐袁世凯中，胡万洲任护国军第六军指挥兼海陆军司令，先后率军光复宝安、广宁、四会等县，迫使军阀龙济光逃往海南岛。

       ###第90章84 国民党右派首领兼立法院长——胡汉民　　【胡汉民】原名衍鹳，后改名衍鸿，字展堂。晚年别号不匮室主。汉民是他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时所用的笔名。

       1879年12月9日生于广东番禺县，祖籍江西庐陵县延福乡青山村人，累世务农，他祖父来粤做官遂落籍番禺（即广州），父亲靠当师爷（县官幕僚）为生。随父亲到过博罗、高州等地，8岁那年，全家迁回广州，在仓边街（今仓边路）附近租屋住下。胡汉民天资聪颖，十一二岁时，就已读过《十三经》、《史记》等古籍，且“文俱斐然可观”。

       11岁时，其父去世，两年后其母也病逝。

       胡汉民从小能文能诗，13岁时写下种竹诗：“种竹北窗前，潇潇清香发。本以招凉风，反教蔽明月。”可惜在以后的几年里，一个哥哥及两弟一妹也因疾病无钱就医而早逝。这接连而至的不幸，使年幼的胡汉民倍感忧伤，以致成年后一直体弱多病。这一时期，胡汉民的人生观发生很大变化，“从友爱的家庭中心的人生观，一变而为冷酷的厌世观”。

       为了维持生计，胡汉民16岁便开始教书生涯。胡汉民边教书边自修，先后肄业于学海堂、菊坡、越华、粤秀等书院。认识了史坚如、左斗山等青年朋友，对康有为、孙中山有自己的见解，留下“早知康乐非山贼，漫信孙登是水仙”二诗句。

       1898年，20岁的胡摒弃了“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正途”，任广州《岭海报》记者，决心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洪流之中。

       1900年，好友史坚如的殉难对胡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他以为“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即个人学业，亦皆不足充所怀之志愿”。这前后，胡的人生观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消极厌世观”变化为“积极的救世观”。

       1901年，他中了举人，次年与陈融之妹陈淑子结婚，住在德宣东路（今东风东路）太华坊莘桂里1号。是年胡汉民为人“操刀”（替人考试），得到6千多两银子。

       1902年，胡与吴稚晖等人东渡日本。由于他当时认为“从教育着手，使学界丕变，为达到目的之唯一法门”，于是入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不久，吴稚晖因保送自费留学生入成城学校一事与清公使闹翻，被日本警察驱逐出境。胡亦愤而退学回国。回国后，胡积极实现其教育救国的初衷，先后担任广西梧州中学总教习及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和香山隆都地方私立学校校长。但由于地方守旧势力的阻挠，他两次从教育入手进行救国活动的尝试都失败了。

       1904年冬，他再次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系统地研读政治学。同行的有汪精卫、朱执信、陈融等广州人。期间，他还结识了廖仲恺。

       1905年七八月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廖仲恺、胡汉民刚好回国度假，得到消息，他们马上赶回日本，胡汉民夫妇和廖仲恺夫妇同租一屋居住。9月1日晚上，孙中山应邀到他们家，胡汉民第一次见到孙中山，他曾说孙中山1895年领导的第一次广州起义是“空前奇举”。孙中山对自己学说的解释完全征服了他。于是，胡汉民夫妻加上妹妹，与廖仲恺一同加入了同盟会。胡汉民任评议部议员、书记部书记，主持编辑《民报》，批驳保皇和立宪思想。主编《民报》第1~5期，根据孙口授写成《发刊词》，先后在《民报》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文，与康、梁保皇派展开论战，对孙中山思想多所阐发。

       转战各地革命救国

       1907至1908年追随孙中山，于新加坡、河内遍设革命机关，组织同盟会于华南发动的历次起义中担任筹饷、运械等工作。参与黄冈、镇南关起义。

       1908年～1909年赴新加坡主持《中兴日报》，在《中兴日报》上发表大批文章继续批驳保皇派。先后任同盟会南洋支部长、南方支部长。

       1909年，还是革命党人的汪精卫暗杀摄政王载沣失败入狱，胡汉民为营救筹资，进了澳门赌博场，结果血本无归。

       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前夕，胡汉民夫妇将女儿胡木兰托付给一位老人照料，考虑到随时有牺牲的可能，在一块布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籍贯，缝在胡木兰的衣服上，表示了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

       1911年4月参与黄花岗起义，为统筹部负责人之一。

       1911年筹备广州起义，失败后回香港。1911年11月广州独立，11月9日，广东光复后三天，胡汉民出任广东军政府大都督。12月随孙至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期间，胡汉民坚决贯彻孙中山历来的革命精神，他制订了低薪制，规定总统府自秘书长以至录事，每人月薪30元，宿食由政府供给，不分官级，一律平等，一扫清政府贵族官僚的腐败习气和等级特权。胡汉民是一个秘书型人才，在后勤等方面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得到了孙中山的充分肯定。

       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后，1912年4月底，孙、胡重回广东，孙向临时省议会建议让胡尽快重任粤都督。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任国民党广东支部长。

       到1913年6月被袁世凯免职，胡汉民两次任广东都督计一年零两个多月。

       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于1914年随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

       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孙中山赴日，继续进行反袁斗争。1914年5月，组中华革命党，任政治部长，主编《民国》杂志。

       1917年至1921年随孙中山在广东活动，先后任交通部长，总参议等职。

       1917年6月奉命联络西南实力派，为发动护法运动作准备。9月任中华民国军政府交通总长。

       1918年5月随孙离广州赴上海。

       1919年作为孙的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在和会上坚持孙恢复旧国会、取消卖国密约的主张。8月任《建设》杂志主编，同情学生爱国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发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等文，对唯物史观作些介绍。

       1921年任中华民国政府总参议兼文官长、政治部长。陈炯明叛变后，协助孙进行讨陈工作。

       1923年任办理和平统一事宜全权代表。6月任陆军大元帅大本营总参议。赞成孙改组国民党的决策，参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与审查。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胡被孙中山任命为五人大会主席团之一，并获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主持上海执行部。5月奉命回粤，代理大本营事务，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这次大会确定了孙中山联合苏俄和中共、依靠农工的政策。同年9月，孙中山离广州到韶关建立北伐大本营，任胡代行大元帅留守广州。10月兼任广东省长。对商团事变始主妥协，后执行孙的命令参与领导平定商团叛乱。

       反共反蒋先后进行

       1924年以后，胡汉民日渐主张反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此后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是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同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以控制局势和处理廖案。在审理廖案过程中，作为国民党右派领袖的胡汉民被认为嫌疑最大，曾一度被拘留，后被派往苏联考察。

       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召开，胡汉民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粤军总司令的身份在会上致贺辞。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名誉委员，正式接纳中国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会议前后，胡汉民还和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有过几次私下会见，讨论国民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当时的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对此表示赞同，仅因斯大林认为条件不成熟、容易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而未果。

       1927年4月与蒋介石合作反共。

       1927年，宁汉分裂时，胡支持蒋介石，主持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参与反共清党。

       1928年任立法院长等职。

       1930年主持编成《总理全集》。

       1933年创办《三民主义月刊》。

       1931年，与蒋介石因约法之争，2月被蒋介石软禁。10月获释。后至广州，成为南方实力派领袖，晚年标榜抗日、剿共、反蒋三大政治主张，并将蒋介石称为“新军阀”。

       1935年6月，胡汉民赴欧考察，停止了对蒋介石的抨击。1935年12月，尚在法国的胡汉民被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构思过度突然离世

       1936年1月，自欧洲返国，留在广州。1936年5月9日，胡（汉民）与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在广州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患溢血，于5月12日晚上7时40分逝世。（刘秉荣《国民政府秘史》896页）。

       胡汉民生前曾自制挽联云：“抱道独能坚，险阻半生完大命；救亡空有愿，归来万里负初心。”谁不知此联后来竟成谶语，58岁，曲折经历刚好半个人生；而1936年正值日寇大敌当前，胡汉民虽在抗战纲领上签了字，但突然死去，恰是“救亡空有愿”之应！当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并通电全国，宣布胡汉民的死讯。同时成立了由邹鲁、陈融、林翼中组成的治丧委员会。

       13日下午，胡汉民大殓在广州举行。25日至27日，全国公祭（追悼）胡汉民3天，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有追悼大会，报纸上刊登了汪精卫和蒋介石来自南京的祭文，大有猫哭老鼠的味道。广州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公祭典礼，全座纪念堂绕以蓝色光管，四周挂满黑布，中间通道搭了一座华表。堂内正面是一幅高18尺的胡汉民遗像，上悬“聪明正直”四字，周围是蓝色光管，景象异常肃穆。警察乐队奏哀乐，真光、协和两女校学生唱哀歌：谋国之忠，负责之勇，西南执行部暨政务会委员由邹鲁带领到场致祭，据报道，3天来广州参加公祭者共有40多万人。

       在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广州市的北京路被称作“汉民路”，以纪念胡汉民。台湾高雄市亦有汉民路。

       主要创作

       胡汉民是民国四大书法家

       （谭延闿（楷书）、于右任（行书）、胡汉民（隶书）、吴稚晖（篆书））之一。

       所著《三民主义的连环性》等，为国民党理论家阐释三民主义的代表作。

       ###第91章85 国民党军事法官元老级人物——胡逸民　　【胡逸民】中国国民党元老人物胡逸民（1890—1986），小名彭济，学名原为致民，后改逸民，别名耕莘；浙江省永康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反清举事，是国民党的元老人物之一；孙中山先生逝世时，他和于右任、汪精卫、宋庆龄等守护在病榻前，是孙中山《政治遗嘱》、《私人遗嘱》的见证人之一。他曾担任过国民革命军军事法官，历任过江西高等法院院长、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和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徐州军人监狱、汉口军人监狱的监狱长等职；也是方志敏烈士手稿《可爱的中国》、《清贫》、《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的传递者；建国前夕赴香港，1981年10月，胡逸民落叶归根，返回故乡定居；1986年辞世，享年96岁。

       1890年（光绪十六年）出生在浙江永康县山西村的一户农民家里。有兄弟五人，一姐，逸民排行第四，兄弟自幼从父务农，唯逸民读书，得力于母教，十三岁读完四书五经，二十岁金华中学毕业，二十一岁考入浙江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攻读法律本科，二十五岁毕业，名列第三，成为法学士。1916年北洋政府举行第一次全国文官高等考试，其赴京应试，考中司法官，从此走上了政治舞台。

       孙中山在北平逝世时，他是遗嘱的见证人和守灵者；他担任过国民革命军军事法官，国民党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高等法院院长和南京、徐州、汉口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狱长等职；胡逸民屡被蒋介石重用，让他三次建造监狱；又屡次被蒋介石怀疑，四次被蒋投进监狱。

       1945年，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开始“整顿党纪”，有人密告胡逸民“通共”，也有人指控他是“汉奸”；时任国民党最高法院院长的赵深与胡逸民原是仇敌，在蒋介石下令审判胡逸民时，赵深变本加厉，以“汉奸罪”判处胡逸民有期徒刑10年。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开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所属第38军军长孔从周将军将其营救出狱，胡逸民与陈铭枢等积极配合中共秘密组织安定人心，迎接解放军进城。

       1950年元旦，由国家领导人林伯渠、董必武推荐，中华实业有限公司聘请胡逸民为董事会常务董事；接着，胡逸民还多次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劝勉，要丢下包袱，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但令人遗憾的是，胡逸民对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一直心存疑虑，加上南京关于胡逸民的流言四起，不久，他携着爱女不辞而别，赴香港定居。

       1981年10月，胡逸民在阔别了30年后，终于得以回到内地探亲观光，并在朋友的陪同下，专程赴南昌梅岭拜谒方志敏烈士陵墓；翌年，胡逸民回到故乡永康县农村定居，圆了老人落叶归根的梦；1985年，其乡亲还为这位饱经沧桑的96岁老者举办了隆重的百岁寿宴。

       人物生平

       胡逸民，26岁时成为法律学士、司法官，备受孙中山赏识，担任过县审判厅专审员，是《政治遗嘱》、《私人遗嘱》的见证人，也是孙中山逝世后在灵堂里喊“脱帽！鞠躬！”的人。他，一生为国民党营造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徐州军人监狱、汉口军人监狱，先后担任过这三个监狱的监狱长，两次救过蒋介石的命，却三次被蒋介石投进他自己营造的监狱中。他，曾经担任过国民军事法官、旧江西省高等法院院长、原国民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杨虎城将军驻京代表等职。他，屠杀过无数的共产党人，也曾帮助宋庆龄秘密探望狱中的邓演达，在监狱中出谋划策帮助方志敏越狱；最后，还是共产党把他从国民党的监狱中营救了出来。他，晚年回到祖国后，受到邓颖超的关照……这，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原国民党中央监狱长胡逸民。

       备受孙中山赏识

       1917年，26岁的胡逸民在北洋政府举行的第一次文官考试中，卫冕司法官头衔后，从北平回到了祖籍广东香山县。经同窗好友的引荐，拜见了香山县长朱桌文。朱县长与胡逸民一见如故，彻夜长谈，两人决心为孙总理的博大事业效劳。没多久，朱县长兴冲冲地告诉胡逸民，孙中山先生想会见他。

       总统府坐落在关音山麓，孙中山住在背靠翠岗的粤秀楼。当朱桌文和胡逸民来到客厅后，宋庆龄给他俩斟上了茶。个子不高，圆脸庞，举止文雅的孙中山非常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他详细询问了胡逸民的籍贯、年龄、经历等。当得知胡逸民是法律本科毕业生时，孙中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高兴地说：“我们正在进行护法运动，需要像你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你一定要尽快加入国民党和同盟会，为恢复共和制而努力。”不久，孙中山打电话给审判厅厅长凌云，要他任命胡逸民为香山县审判厅推事和县属专审员。

       这期间，广州的政治局势非常复杂。孙中山的军政府成立后，军阀互相勾结，都想利用孙大元帅的“护法”旗帜巩固自己的地盘。滇、桂军阀以改组政府为名，取消了孙中山的大元帅职务，导致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失败而告终。1920年11月25日，孙中山离开上海重返广州，组织领导第二次护法运动，重新组织军政府，宣布继续履行大元帅职务，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此时的胡逸民，被风云突变的政治局势搞得昏头转向，他目睹了陈炯明密令粤军50个营开进广州，筹划武装叛乱；宣赏20万大洋刺杀孙中山；4000叛军包围总统府，大炮轰击香山粤秀楼；孙中山冒着枪林弹雨突出叛军包围，来到停泊在长堤的宝壁舰上避难，然后转登永丰舰。55天后，经香港抵达上海。如此复杂的局面，使胡逸民对政治失去了信心。

       一天，他在大街上闲荡时，忽然遇到好友徐苏中。徐是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孙中山的总参议胡汉民的秘书，听说胡逸民很不得志，在连声感慨“可惜！可惜！”之后，提议将他引荐给胡汉民。从此，胡逸民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奔走，根据耳闻目睹，写了一部20万字的《阋墙记》。

       1924年9月，张作霖指挥奉军入关，大军阀曹锟、吴佩孚急调直系军队十万余众迎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正当两军酣战时，冯玉祥、胡景翼带兵返回北平发动政变，段祺瑞重新执政。胡景翼被任命为河南军务督办。这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陕西靖国军司令。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为了策动胡景翼北伐，胡汉民经请示孙中山后，委派胡逸民为联络代表。他肩负大元帅的重托，奔赴河南开封，说服胡景翼接受北伐的主张。胡逸民和于右任关系甚密，由靖国军撑腰，使河南的局势顿时改观。

       20世纪20年代，天下大乱。胡逸民觉得中国无法律。而北伐战争急需进行宣传，于是，产生办报的念头。一天，胡逸民向河南督办胡景翼提出到北平办报的想法。督办认为是好主意，当即拿出5000块银元，作为办报的经费。不久，胡逸民在北平创办了《国风日报》，因指桑骂槐地抨击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罪行，被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查封。当胡逸民赤手空拳走投无路时，他得知孙中山来北平治病。

       1924年大年初一，胡逸民来到孙中山下榻的北平饭店三楼看望大元帅。孙中山看到胡逸民便说：“你办的《国风日报》很好，揭露段祺瑞的行径很有锋芒。”由于孙中山长年奔波，忧国忧民，积劳成疾，得了癌症，病情一天天恶化。他和于右任、汪精卫、宋庆龄等守护在病榻前，是孙中山《政治遗嘱》、《私人遗嘱》的见证人之一。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大家推选李烈钧为治丧委员会主任，李大钊、林伯渠、韩麟、胡逸民等为第一组守灵人。在各界人士瞻仰总理遗容时，胡逸民喊：“脱帽！三鞠躬！”在北平30万民众流泪等候灵车移往香山碧云寺时，胡逸民臂戴黑纱，手捧香炉，走在灵车前十多米处，可见他当时在国民党中的显赫地位。

       “北伐军中的刽子手”

       孙中山逝世后，在正义、阴谋、暗杀、政客卷起的五光十色历史画卷中，蒋介石因导演了“中山舰事件”而飞黄腾达，很快被选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5年7月9日，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胡逸民被推荐任军法处执法科长兼监狱科长。

       北伐军从广州出发，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当到达江西安源煤矿时，数千名矿工将北伐军团团围住，要求严惩煤矿总经理黄鸿钧。胡逸民看到工友群情激昂，高呼：“打倒黄鸿钧！枪毙黄鸿钧！”的口号，便命令逮捕黄鸿钧并亲自审讯。煤矿俱乐部成了审判厅，工人代表参加旁听。经审讯，黄鸿钧克扣、贪污工人工资，摧残矿工致死，罪行累累。“黄鸿钧，本厅判你死刑，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胡逸民拿起朱笔，在宣判书上重重地打了勾。“啪！啪！”两声枪响，黄鸿钧被枪决了。工友们高呼：“北伐军万岁！”的口号。这是胡逸民开斩的第一刀。后来，蒋介石到安源煤矿巡视时，对胡逸民处决黄鸿钧给予高度评价。

       1925年11月，当北伐军围攻武汉时，企图坐收渔利的南昌军阀孙传芳命令其精锐部队与北伐军展开激战，因寡不敌众，北伐军攻入南昌后很快撤出城外。孙传芳部的军长唐福山、师长张风岐进入南昌后，在全城搜捕三日，凡是帮助过北伐军的格杀勿论。叶挺率领的北伐军第四军独立团攻克武昌后，和其他部队一起，从左、中、右三路会战南昌，孙传芳的10万部队几乎全被北伐军所歼灭。战斗中，北伐军俘虏了军长唐福山、师长张风岐。胡逸民和邓演达一起，审判了罪大恶极的唐福山、张风岐，将两位领军首脑枪毙，这是胡逸民开斩的第二刀。

       1925年冬天，蒋介石设营于南昌。不日，北伐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手下的师长朱贵率一批军士，因为军饷太少，包围了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与侍卫团交火。一场恶战，被侍卫团抓了100多人。蒋介石十分恼火地说：“娘希匹，将他们全部交给军法处，统统枪毙。”胡逸民经过简短审讯后，将为首闹军饷的23个官兵拉到荒丘野外，架起机枪，亲自下令扫射，一个个应声倒下，地上留下一大片血迹。这是胡逸民问斩的第三刀。从此，胡逸民得了个“北伐军中刽子手”的绰号。

       监狱长沦为阶下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18日，蒋介石在江苏省议会厅举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典礼。并发出第一号命令：通缉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邓演达、柳亚子、郭沫若等190多名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任命胡逸民为“清党委员会审判主席”，兼任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监狱长。胡逸民春风得意，连连发出通缉令，亲自审讯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清党审判委员会中，伍谨璋和刘伯龙是黄浦军校毕业的，平时就看不起胡逸民。这时，胡又当上了顶头上司，更是不服，决心要置他于死地。1927年的国民党，党中有党，党中有派。蒋介石派、汪精卫派、胡汉民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之间的勾心斗角此起彼伏。蒋介石独裁专制，施展阴谋诡计企图逮捕第六军军长程潜，程军长侥幸逃往武汉，他便将部队乘机改编。这一做法引起各方不满，李宗仁、白崇喜闻此事后遂下决心把蒋介石赶下台。李宗仁联络浙江的周风岐伐兵南京，形成包围态势。蒋介石亲自领兵鏖战徐州，惨遭失败，狼狈回到南京。军事上的节节失利加政治上的尔虞我诈，使蒋介石怒气冲天，心情十分暴躁。

       这天，蒋介石在官邸听到伍谨璋和刘伯龙密报，说胡逸民有“通共”之嫌，便火冒三丈，立即传胡逸民到司令部。“娘希匹！你用共党分子当秘书，嗯？”胡逸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他的私人秘书是浙江永康的同乡，曾经参加过共产党。胡逸民抖抖呼呼地小声说：“不，只是老乡。”蒋介石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是两记耳光，“你受共党分子操纵，哼！难怪你放走了许多共产党。”确实，在被捕的几百名嫌疑犯中，胡逸民审判时，因“证据不足”将同乡中的不少共产党员都释放了。

       这时，胡逸民硬着头皮辩解说：“我主张被捕之人要有证据，不可误杀一个。”“我说过，‘宁可误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你敢放肆。”蒋介石一拍桌子，大喊道：“来人，给我捆起来！”三四个侍卫不容分说，五花大绑，将胡逸民押往自己就任监狱长的江苏第一模范监狱。他从监狱长沦为阶下囚。由于李宗仁拥汪反蒋，蒋介石被迫下野。由胡逸民的好朋友张群出面求情，胡逸民在大牢里没蹲几天，就被释放了。恰在这时，胡逸民的家父去世，他赶回永康奔丧。途经杭州时，巧遇伍谨璋、刘伯龙。这两个死对头又向浙江省军事厅厅长蒋伯诚告密，指控胡逸民“通共”，不容分说，胡逸民又被打入杭州陆军军人监狱，稀里糊涂“二进宫”了。

       东山再起“立新功”

       1928年春天，蒋、桂联合，汪精卫失败，蒋介石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春风得意。回到南京，又与宋美龄新婚燕尔，心情格外盎然。秘书长邵力子趁机向蒋介石为胡逸民求情。蒋介石二话不说，当即电令杭州军事厅厅长蒋伯诚：“速放胡逸民，嘱速来京晋见。蒋中正。”昨天还是阶下囚的胡逸民，今天又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从此，胡逸民死心塌地为蒋介石效劳。北伐军夺关斩将到达徐州时，由于被捕的人日见增多，蒋介石拨给胡逸民数百万元款，令他火速建造监狱。胡逸民亲自设计筹划建造了徐州军人监狱和南京军人监狱。此举倍受蒋介石赞赏，委任胡逸民为中央监狱长，时常往返于南京和徐州之间。

       1929年12月，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关系破裂，唐生智见机与冯玉祥联合倒蒋；阎锡山、李宗仁、汪精卫各部也蠢蠢欲动，企图联成一片共同反蒋，局势对蒋介石十分不利。唐生智部沿京汉路南下，向蒋介石部发起进攻。胡逸民自告奋勇，冒险北上救架。他说服杨虎城的部队向唐生智部发起攻击，使唐军乱作一团，溃不成军。唐生智化装逃到天津，使阎、汪、冯、李、唐联合倒蒋的计划彻底破产。胡逸民回到南京，立即受到蒋介石的召见，称赞“此功不小”。

       1930年7月，蒋介石升任杨虎城为第17路军总指挥，11月进占西安，组织陕西省政府，并任主席。为了控制、拉拢杨虎城，蒋介石派胡逸民到西安，任省政府委员。杨虎城委任胡逸民为在北平的总代表。在杨虎城组建的新政府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秘书长南汉辰就是其中之一。胡逸民睁只眼，闭只眼，还为杨虎城部的共产党员王炳南、江隆其、潘自力等人办理了赴法国、德国留学的护照，并资助他们经费。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杨虎城部的重要干部，在西安事变中起了很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逸民不但营救蒋介石“有功”，而且在资助留学共产党员干部方面也有功。

       1931年，蒋介石让胡逸民取代南汉辰出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职务。他觉察到在杨虎城的部队里，有不少是共产党员，“他们也不是好惹的”，便婉言谢绝，回到南京继续担任中央监狱长。

       “魔鬼”“朋友”皆是他

       以胡逸民为监狱长的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是关押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人间地狱，被称为“监狱中的监狱”，手镣、脚铐、竹签、皮鞭、老虎凳等酷刑，使无数共产党人受尽了折磨；黑暗、阴森、恐怖、窒息、血腥的铁窗，使许多革命志士失去了人生自由；饥饿、拷打、折磨、活埋、枪杀的残忍，使无数革命先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胡逸民就是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杀人魔鬼。他在充当刽子手的同时，也扮演着“朋友”的角色。在徐州军人监狱，由胡逸民荐举的同乡好友担任监狱长。1931年除夕他将300多名“政治犯”放出去洗澡，结果有去无回，全部逃跑。胡逸民得知后，以“不善管理，犯人越狱”为借口，瞒过了蒋介石，不了了之。

       1931年11月24日夜晚，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南京城，寒气逼人，阵雨绵绵。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办公室里，监狱长胡逸民正在伏案批阅公文。突然，响起了“笃、笃！”的敲门声。“请进！”胡逸民抬头一看，愣住了，原来是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她握手寒暄几句后，直接说明来由：“我专程从上海到南京，就是探望被蒋介石秘密逮捕的邓演达将军的，请你高抬贵手。”宋庆龄面带笑容地说。

       邓演达是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他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到福建参加粤军，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孙中山筹办黄浦军校时，邓演达是7人要委之一，1925年任黄浦军校教育长。任过北伐军政治部主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针锋相对地主张东征讨蒋。但因派系斗争复杂，各怀鬼胎，局势已无法挽回，邓演达辞职和宋庆龄一起到达苏联。他们在莫斯科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与新旧军阀作斗争。1930年5月，邓演达从西欧回国，8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行动委员会干部会议。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并主编《革命行动》（半月刊），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倒行逆施进行抨击。是年初，蒋介石将李济深、胡汉民扣押在南京汤山，引起宁、粤两派分裂，一时反蒋浪潮峰起，国内知名人士纷纷派人到上海找邓演达联系。1931年8月，邓演达因叛徒告密，被蒋介石逮捕押往南京，投入中央军人监狱。谁知，监狱长胡逸民是邓演达的患难之交，曾几次冒着风险救他，并在蒋介石面前求情，释放邓演达。蒋介石认为“不除此人，不足以安天下，慰党国。”并下令，没有他的手谕，任何人不得会见邓演达。宋庆龄星夜从上海赶来南京探望邓演达，胡逸民当即安排宋庆龄与邓演达在紫金山簏秘密关押的地方相见，两人大骂蒋介石丧尽天良，独裁专制。邓演达安慰孙夫人：“不要难过，我们要坚决同蒋介石作斗争，谁也不能阻挠我们追随总理的步伐……”这次约一个小时的秘密会见，也没有逃出特务的眼睛。蒋介石知道后暴跳如雷，指着胡逸民的鼻子骂道：“娘希匹！你吃了狍子胆了，我给你怎么说的？”胡逸民辩解道：“她是总理夫人，这点面子总要给吧！”“滚！”蒋介石大发雷霆，决心除掉这个心头大患。宋庆龄离开南京四五天，蒋介石便命令特务头子戴笠，将邓演达在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秘密杀害。

       蒋介石秘密杀害邓演达后，又嫁祸于胡逸民。在《中央日报》刊登的消息中称：“经胡逸民审理予以处决”等用语，胡逸民得知邓演达被害，就已痛苦于绝，又说是他亲自审理，更是火冒三丈，径自闯入总统府，指着蒋介石的鼻子大骂：“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东西……”而蒋介石却尤哉尤哉，不予理睬。

       方志敏手稿的传递者

       一天，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女学生，名叫胡春，是胡逸民的同乡，她为三十几位被捕的同学说情，要求胡逸民释放他们。胡逸民看在同乡的面子上，将他们秘密释放了，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

       胡春小姐年轻漂亮，很有才华，她请胡逸民帮助找个工作。正好，一位将军需要家庭教师，胡逸民就将胡春介绍给他。1933年10月，蒋介石在对中央红军发起的第一、二、三、四“围剿”以失败而告终的情况下，又密谋策划第五次“围剿”。这位将军参加了庐山的作战会议，回到家中刚放下公文包就被蒋介石叫走了。胡春闪进卧室，打快公文包，将作战部署、作战计划、各路指挥官姓名、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等重要绝密情报，迅速记了下来，通过南京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送到党中央，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制定第五次反围剿计划起了很大作用。

       第五次“围剿”失败后，有人告密是胡逸民的老乡胡春走漏了风声。于是，蒋介石顺藤摸瓜电令胡逸民速来南昌，一见面，就命令侍卫将其拿下，以“共产党间谍”的罪名，被关进南昌的一个看守所。这是蒋介石第二次将他投进监狱，实际上是“三进宫”了。胡逸民在狱中结识了方志敏，他俩在南昌监狱中患难与共，相处216天。他从方志敏身上看到了革命者的铮铮铁骨，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楷模，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胡逸民这时才醒悟道：“第一个知我者孙中山，第二个患难之交是方志敏。”他曾经帮助方志敏越狱，但没有成功。在蒋介石要杀害方志敏的前夜，方将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清贫》、《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的手稿，托胡逸民出狱后转交给鲁迅。方志敏牺牲后不久，胡逸民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担保下出狱，终于将烈士的手稿“完璧归赵”。谁也没有想到，国民党中央监狱长胡逸民竟然成为方志敏与鲁迅这二位素不相识的伟人的联系人，也是方志敏烈士手稿的传递者。

       将军解救监狱长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逮捕了蒋介石。13日通电全国。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秦帮宪、叶剑英等组成中央代表团到西安，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时的南京政府乱作一团。军政部长何应钦、特务头子戴笠命胡逸民火速北上，营救蒋介石。胡逸民乘飞机先到洛阳，再到潼关。原来，陕西咽喉潼关由杨虎城的42师驻守，师长冯钦哉是胡逸民的好友，胡请冯师长的部队将守备潼关的任务交给陈诚的部队，形成对杨虎城的遏制态势，以增加与张、杨谈判的砝码。经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斡旋，宋子文、宋美龄的劝说，24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胡逸民为营救蒋介石也立了汗马功劳。

       从西安返回南京后，蒋介石下令让胡逸民建造汉口军人监狱，这是他营造的第三座监狱。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八年抗战的关键时刻，胡逸民却“两耳不闻窗外事”，在南京郊区买了115亩地，创办“并耕农庄”。

       1945年，胡逸民这位曾经鞍前马后为蒋介石卖命的幕僚却成了“政治隐士”，过上了田园生活，一些疾恹如仇的人，谁也不肯放过他。有人密告他“通共”，也有人指控他是“汉奸”。

       胡逸民被蒋介石第三次关进监狱，还是他亲自营造的位于南京老虎桥的江苏第一模范监狱。他曾经是这里的监狱长，今天却成了囚犯。又从天堂回到了地狱。牢内臭气熏天，阴暗潮湿，度日如年。他在夜深人静时反省自己：那些共产党员和革命进步人士，受了多大的罪呀！我真该千刀万刮。他在狱中整整渡过了四个春秋，直到1949年4月，在刘邓大军直逼浦口、蒋介石军队节节败退、南京处于真空地带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所属第38军军长孔从周将军，派人把胡逸民从国民党的监狱中营救了出来。

       南京解放后，孔从周派专车将胡逸民接到驻地，希望他为人民多做有益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颖超同他谈话，希望他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站到人民这边来。

       1950年，胡逸民最终还是选择到香港定居，1981年回到浙江永康，1986年去世。

       人物轶事

       1935年1月27日，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的方志敏，在江西怀玉山区给国民党打散后被捕。1月30日，他被解送进了南昌北营坊看守所，在这里，相识了原国民党中央监狱长胡逸民。这个一生营造过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徐州军人监狱、汉口军人监狱，曾被称为“北伐军中刽子手”的人，是怎样和方志敏结为“生死之交”的呢？

       1933年国民党在庐山制定了第五次“围剿”计划。会后，希特勒派来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携妻子回到南京。正好胡逸民的同乡、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胡春小姐，在其家里当家庭教师，于是趁其不备取得了会议的绝密文件，将它转送到了党中央。因胡逸民与杨虎城素有隔阂，且有一次为朋友之事，胡写信大骂杨虎城。此时的蒋介石为了拉拢杨虎城，便抓住泄露五次“围剿”计划事件，让胡逸民当了替罪羔羊——1933年秋天，蒋介石电命胡逸民速到南昌。一见面，蒋介石便大骂胡逸民是共产党的间谍，当即撤销了他的中央监狱长及其所有职务，并将其关进了南昌北营坊看守所。

       1935年1月，方志敏也被押到这里。按捺不住好奇心的胡逸民，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打通了看守所所长的关节，由所长陪他来到方志敏的囚室。“我叫永一。”胡逸民用化名自我介绍，“我很同情你们，我从前在清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胡逸民是清党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曾经设法开脱过你们不少同志。”方志敏则是一言不发，但当他得知胡逸民也是囚犯时，对他的处境感到十分惊讶。方志敏开始向这个受优待的犯人，讲起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讲共产党人的信仰，直言不讳地指责蒋介石是“破坏革命的历史罪人”。临走时，胡逸民真诚地问方志敏有没有什么困难。方志敏告诉他狱中无聊，想看点书。

       第一次交谈后，胡逸民每天给方志敏送去报纸和各种书籍，有时还和他一起吃饭，情感逐渐增温；方志敏初入监狱时，由于遭受惨痛的失败，心情特别沉重，行为十分急躁。一次因写好了的东西寄不出去，一气之下撕掉了所有的稿子。胡逸民知道这件事后，寻思再三，决定利用妻子探监和送饭的机会帮方志敏把稿子带出去。后来方志敏写的许多东西，都是胡逸民妻子送出去的。这突如其来的友情，使方志敏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寻找到一丝心灵上的慰藉。

       交谈中，胡逸民把自己的出身，参加文官考试，当中央监狱长，以及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加入国民党等事全部推心置腹地告诉了方志敏……真切、诚挚、坦荡的交谈，把两颗苦难的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一次，顾祝同带来蒋介石口谕见胡逸民，要胡逸民“劝方自首，将功赎罪”。第二天，胡逸民把顾祝同让他劝降的事坦率地告诉了方志敏。方志敏嗤鼻一笑：“老胡，投降那是大笑话。自从我被捕入狱以后，在这里实际观察的结果，更证明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是十分正确的。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铮铮之言使胡逸民脱口赞道：“好样的，不是软骨头！”胡逸民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感慨地说：“我感到方志敏信仰坚定，胸怀广阔，是一个非凡的人才。狱中结识他，是我一生中不幸之大幸。”

       一天，胡逸民告诉方志敏，本来拟定要枪毙他的文件成了“缓办”。方志敏面对生的希望，便和胡逸民商量，求他帮助安排越狱。胡逸民知道，越狱不但希望渺茫，而且一旦失败，说不定连他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得搭上。但良知告诉他，作为方志敏生命中的最后一位朋友，他没有理由拒绝这个请求。胡逸民想要利用监外就医的机会，让方志敏趁机脱身，但由于方志敏是重犯，上面以“病不严重”为名不肯让方志敏到监外就医。第二次，胡逸民找妻子在外面借来四百多块钱，买通了所长和一些看守。一天晚上，趁着夜深人静，方志敏逃出了监狱。但是，国民党特务早就在监狱的外围布置了大量的哨兵，方志敏走出大门不远就被他们发现了，重新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1935年秋，蒋介石带着一帮人马来南昌劝方志敏投降。蒋先是对其赞扬一番而后许以高官厚禄，但蒋得到的却是，“我的生命只有36岁，你赶快下令执行吧！”对于方志敏的“顽固不化”，蒋介石感到异常的气愤，离开南昌后不久，便下达了“秘密处死”的命令。

       8月初的一个晚上，在黑沉沉、阴森森的监狱里，方志敏告诉胡逸民，也许这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了。方志敏又从床底下取出一些稿子，交到胡逸民手里，拜托他出狱以后，把这些东西交给鲁迅先生，并把一封写好了的介绍信交给了他。胡逸民噙着泪水一个劲地点头，他知道这位亲密的“囚友”是在安排后事。

       1935年8月6日，蒋介石下令把方志敏秘密地枪杀了；得知方志敏被害的消息，胡逸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写下了一首小诗，诗中寄托他的内心情感和他对方志敏的无比崇敬之情：伤心今日泪如丝，忍看方郎为国牺。三界英华今方尽，一朝事迹夕阳知。江山顿觉灵光无，草木同深陌上愁。最是逢君偏易别，泪痕犹染白杨枝。

       1936年秋，在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出面说情和冯钦哉将军的担保下，蒋介石释放了胡逸民。出狱后，胡逸民先是到杭州，然后下决心去上海找鲁迅先生，完成亡友的遗愿。到上海后，他按信上的地址找到了鲁迅寓所，但碰巧鲁迅不在。第二天，胡逸民把这些手稿交给章乃器和胡子婴，二人答应一定面交鲁迅先生。这些手稿中包括《可爱的中国》、《清贫》和《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其中最后一篇还记述了与胡逸民交往的经过；这些珍贵的手稿几经周折后来送到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都亲自看过，叶剑英激动地提笔作诗：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绩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人物评价

       胡逸民是政事纷繁、局势动荡的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是我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著有《国民党中央监狱秘闻实录》，文中展现了一些近现代鲜为人知的历史珍闻秘事：一生三建大型监狱，四次作茧自缚，与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与共产党人的时敌时友——而最负盛名的恐是1934年在狱中与著名红军领导人方志敏同志结为难友，并冒生命危险为之传递重要文稿《可爱的中国》等遗著。

       ###第92章86 五四运动轴心人物历史学家——胡适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上庄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

       在胡适的早期成长岁月中，父亲这一角色，在实体上，是缺失的，但也不能说胡适的父亲对他性格以及精神的养成没有一丝影响，影响是有的。从胡适出生，到胡适的父亲去世，胡适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日长不过一年的时间，在胡适的记忆中，关于父亲的印象是模糊的，他以后能忆起的不过是在短暂的相聚中，父亲教他识字的情形，以及父亲的死讯传回家乡时，家里的凄惨情状。在《四十自述》中，胡适这样回忆他的父亲：“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作教师，母亲便在旁作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纪念。”这样的天伦之乐虽然极为短暂，但留给胡适和其母亲的回忆却是终生的。

       1904年，他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后任该报编辑。

       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庚款官费留学生只取前二百名，考试两场，文章和杂科（政史地物理化生等），头一场文章胡适扬扬洒洒一篇得了一百分，第二科超低12分，如此可见他的文章造化！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

       1917年（26岁）夏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所写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且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

       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政府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

       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职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来去往台湾。

       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7年，出任台湾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

       196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开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北南港。

       少年时代

       1905年，14岁的胡适来到上海梅溪学堂求学。他不懂上海话，所以初来乍到的他就被编到了最低的一班。有一天，国文老师在讲解“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古文时，随口说这是《左传》上的话。等到老师讲完后，胡适轻轻地走到老师的讲桌前，低声对他说：“老师，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老师十分惊讶，把老花镜向上推了推，说：“对呀，我刚才是信口说错了。”他把胡适拉到身边又一次上下打量眼前这位一身乡下打扮的学生，心里不由得暗暗惊叹。他又仔细询问了胡适读过哪些书，背了多少东西，会不会对对子，会不会写文章，胡适当即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完成后，老师更是惊呆了。一篇文章洋洋洒洒，满纸文辞锦绣。于是，第二天就被升到优生班去了。

       后来，胡适又转入澄衷学堂求学。在上海求学期间，他逐渐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在课余时间写出很多白话文章陆续发表于《竟业旬报》，不久被该报聘为编辑。15岁这年，他就发表了自己编写的白话小说《真如岛》。之后考入中国公学，两年后又转入中国新公学，并兼任英文教师。

       留美机会

       1910年，胡适赴京参加“庚款”留学考试。试题中有一道“对对子”题目，上联是“孙行者”，这一题可难坏了许多考生，一个个抓耳挠腮答不出，胡适却轻松应对，高高兴兴地走出了考场。批卷的时候老师看到他答的对子是“胡适之”，不禁拍案惊艳。这次考试，虽然他的理科成绩很差，但他的语文成绩却是第一名，所以顺利过关，成为了一名官费留美生。

       与韦莲司

       “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

       胡适1910年9月份，即踏上了赴美的旅程。到美国留学后，遵从母亲“男女交际尤须留心”的叮嘱，有四年的时光不与女同学交往。可是在1914年6月的一次偶然机缘，他却认识了青年画家韦莲司小姐，并且成为与他交往48年的红颜知己。

       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胡适与康奈尔大学教授亨利·韦莲司毗邻而居。或许是出于同校师生又毗邻而居的关系，胡适经常得到韦莲司夫人的关照，因此胡适与教授家的过从较多。1914年6月18日胡适应邀参加一个婚礼派对时，邂逅了教授的小女儿，从纽约归家探望父母的韦莲司。韦莲司比胡适大六岁，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他们一见如故，彼此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胡适的心目中，韦莲司是个新女性的理想典范。认为她“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胡适在他的日记如此说道。在他们后来的“独处”时，“几近狂狷”的韦莲司，的确对胡适有过情不可遏，动手动脚，欲行不轨的举动。这可吓坏了胡适，连忙将他已订婚的消息告诉给韦莲司。事后韦莲司给胡适写信时还埋怨他不够开通，不懂风情。哪里是胡适不懂风情，他是真心爱着韦莲司的，他们之所以未能如愿，其因由一是母亲的叮嘱限制了他的勇气；二是韦莲司的母亲反对异国通婚。

       此后，身处异地的胡适与韦莲司，就借助于通信来互传情谊。从他们相识到1917年胡适回国前，他们通信不下百余封。起初，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信，多是表达他对韦莲司的敬慕和感谢她的帮助；到1917年行将分别时，他才鼓起勇气，给韦莲司写信，述说了他曾“企盼他们能举行婚礼”的愿望和不得不遵从母命的难处。胡适结婚后，他与韦莲司有几年没有联系。直到1923年韦莲司失恋以后，心情沮丧，才想起给她留有美好印象的异国蓝颜知己胡适，于是就给胡适写了封信，述说了他们别后的情况。胡适当即给她写了回信，表示希望旧情复燃，有机会重温“年轻的日子”。此后的几十年，胡适重任在身，无力分身呵护韦莲司。他们像柏拉图的精神恋爱那样，将鱼雁的往还作为延续感情联系的纽带。1958年夏天，韦莲司为祝贺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特意定做了一套银质餐具作为赠礼。后来，他们垂垂老矣，但是每年都写信问候，相互慰藉。直到1962年胡适逝世后，韦莲司也没有嫁人，一直独守着她与胡适的那段感情。

       与曹诚英

       胡适与曹诚英第一次见面是在他与江冬秀的婚礼上。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被请来为江冬秀做伴娘的。

       曹诚英，乳名行娟，又名曹佩声，1902年生于安徽绩溪。她同父异母的姐姐是胡适异母三哥的妻子。她父亲生前将她与邻村的富户指腹为婚，17岁时嫁给这家富户的公子胡冠英。婚后，曹诚英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但因曹诚英结婚后三年仍无身孕，胡冠英在母亲的安排下纳一小妾。为此，接受了五四新思潮洗礼的曹诚英愤而提出离婚。

       胡适对这位比自己小11岁的伴娘很有好感，曹诚英也很景仰大名鼎鼎的年轻学者胡适。此后，他们开始通信，曹诚英给胡适写信，请求胡适指导她写诗和修改诗作。1921年在杭州女师读书的安徽籍学生拟编辑《安徽旅杭学会报》，曹诚英自报奋勇，请著名教授胡适为她们编辑的写发刊词。胡适很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研究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休会期间胡适到杭州游玩，顺便看望已经离婚的小表妹曹诚英。在会议结束后，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来到杭州，在烟霞洞的和尚庙租了房住下。当时杭州女师也放暑假，曹诚英就以陪伴胡适养病为名，到烟霞洞与胡适同居一室。三个月后，胡适回到北平，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便只有委曲求全，不敢再提离婚之事。曹诚英也只好将她与胡适的爱情结晶堕胎。

       胡适与上海中西女塾学生

       1934年曹诚英的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美国的学术期刊上，胡适很高兴，就推荐曹诚英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曹诚英去美国时，胡适还特地给韦莲司写信，请她多多关照她的小表妹曹诚英。韦莲司也的确尽到了呵护、照顾的责任。1936年胡适到绮色佳看望韦莲司时，事先写信给韦莲司，要她不必在他到来时，让曹诚英来她家住，并说他与曹诚英并不很熟悉。不料痴心恋着胡适的曹诚英没见到胡适，竟因相思闹了场大病。后来韦莲司发现了胡适与曹诚英的暧昧关系，并不恼怒，反而更加体贴入微地关照曹诚英。

       1937年曹诚英取得硕士回国，在安徽大学任教授。而恰在此时，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国大使。曹诚英感到她与胡适的恋情无以为继，也就不再抱有幻想。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大学教授，曹诚英还算满意。不料江冬秀从中作梗，拆散了这桩婚姻。曹诚英因此悲观绝望，就想到四川峨眉山万年寺出家。她的哥哥知道后劝阻了她。此后的几年间，胡适与曹诚英通过朋友中介沟通消息和传递诗歌，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直到1949年2月，胡适经上海准备离开大陆时，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请胡适吃徽州饼，请来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曹诚英作陪，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曹诚英劝胡适留下来，胡适只是微微一笑，还是追随蒋介石到了台湾。

       家庭背景

       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母亲：冯顺弟，安徽省绩溪县人。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妻子：江冬秀，由胡适其母包办，1917年成婚。在当时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后，胡适并未像其他青年一样毁掉婚约，而是继续维持，对此，胡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

       长子：胡祖望（1919-2005），旅居美国。

       女儿：胡素斐，早夭。（1920.8.16—1925.5）

       次子：胡思杜（1921-1957），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斗争，后于1957年反右中自杀身亡，遗体不予保留。胡适墓旁有其衣冠冢。

       感情生活

       在胡适的一生中，除了发妻江冬秀之外，还有好几个传闻女友。但胡适最终没有和这些人的某一人走在一起，而是和江冬秀走到了最后，难怪蒋介石先生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在这些“绯闻女友”当中，和胡适关系最密切的当然要数韦莲司和曹佩声（又名曹诚英）了。

       胡适与他的结发妻子江冬秀的婚姻是他的母亲一手包办的。在胡适13岁时，随同父异母哥哥到上海读书。临行前他的母亲为他订了婚。未婚妻是邻县旌德的望族江家的小脚千金江冬秀。胡适本来对这门婚事不感兴趣，可是他对母亲非常孝敬，不敢违背母命，就默认了。1917年秋天，胡适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同年12月，胡适尊奉母命，在老家与比他大一岁的江冬秀举行了新式婚礼。

       学术研究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约翰·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才能救中国，毕生倡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

       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终生服膺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pragmatism）哲学。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的讲台上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造诣。

       儒学研究

       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

       哲学成就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虽然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被讥是“善著上卷书”，但却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页）。

       古典文学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红楼梦》研究是胡适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而胡适也被认为是新红学的开山鼻祖。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科学与民主两大思潮逐步深入人心。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科学精神的传播者。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是其科学精神在古典文化领域的重要实践。胡适研究《红楼梦》主要运用的是科学的考证方法。他指出《红楼梦》应当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从作者、作者家世以及《红楼梦》的版本进行研究考证。胡适《红楼梦》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比如《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情况，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间大概在乾隆初年到乾隆十三年。通行一百二十回本中后四十回是高鄂所作（当然这一观点还值得商榷）。

       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意义重大，其使红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其成果极大地超越了以王雪香、张新之和姚燮为代表的题咏、评点派红学，也超越了以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将红学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地将其纳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范畴。

       胡适红学研究的著述颇多，其代表作有《红楼梦考证》、《考证的新材料》、《曹雪芹家的籍贯》、《谈作者的背景》、《一材料》，此外胡适与顾颉刚、蔡元培、钱玄同、周汝昌等人还有大量讨论《红楼梦》的信件。

       胡适热爱《红楼梦》，可以说他有着深深的红楼情结。1949年他即将离开大陆时，许多珍贵藏书顾不上带走，但却将甲戌本《红楼梦》视若珍宝，周汝昌先生及时送还后，携书赴台，后来他从台湾到美国又将其远渡重洋带到美国。自1921年3月发表《红楼梦考证》初稿，到1962年逝世，胡适终生关注、追踪红学研究，胡适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1962年2月20日“致金作明”），还是谈《红楼梦》的。无论是研究红学，还是研究胡适，都不可轻忽“胡适红学研究”的价值与地位。

       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法师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胡适忽略了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分，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日本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于胡适的先前贡献。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

       1926年8月间，胡适奉派到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顺便到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遗卷里的禅宗史料。胡适到了巴黎时，当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的傅斯年也赶来巴黎和胡适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遗卷。胡适承认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基本上胡适的禅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慧能的“顿悟”说、并且证明所谓“六祖坛经”里“五祖弘忍传慧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慧能的弟子神会和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的供养所编造出的神话。

       《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成定谳”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戴震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胡适花了那么多功夫研究水经注来为戴震辩冤白谤，一方面是胡适一向有袒护安徽同乡的习惯，由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就看得出来；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发扬戴震的“从一事一物”开始“训练那心知之明”，以“渐渐进于圣智”的做学问的渐进法门。

       成就荣誉

       在中国历史上，胡适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拥有三十二个博士头衔（经袁同礼考证，胡适共获得博士学位36个。）

       1927年3月，37岁的胡适由英国赴美国，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补交了博士论文（著作）《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亚东书店版）100册，完成了哲学博士学位手续，得到了第一顶博士帽。胡适的第二顶博士帽，是1935年1月5日，香港大学授予胡适的法学名誉博士学位。

       1936年8月，哈佛大学授予胡适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是为胡适的第三顶博士帽。

       同年，美国南加州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是为胡适的第四顶博士帽。

       其余的博士帽分别是：

       1939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6月6日）；芝加哥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6月13日）。

       1940年，美国8所大学分别授予胡适8个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形成“博士高峰年”：韦斯尔阳大学、杜克大学、克拉大学、卜隆大学、耶鲁大学、联合学院、柏令马学院、宾州大学。仅在三个星期内，这位博士疲于奔命，先后到这些大学出席典礼，发表演说。至此，他的博士帽有14顶了，但胡适先生却说。“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一个是四年苦功得来的，十三个是白送的。”

       是年胡适五十岁。他老家安徽绩溪为庆祝这位在海外为国效力的“博士爷”50岁大寿，由县长朱亚云出面，制作了一块“持节宣威”横匾，率乡绅们，浩浩荡荡送到上庄村胡氏宗祠悬挂，并将上庄村改名为“胡适村”。

       1941年，胡适在美国被授予博士学位有5个，在加拿大被授有2个。前者全是名誉法学博士，分别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森林湖学院、狄克森学院、佛蒙特州的密特勃雷大学、密达伯瑞学院；后者是麦吉尔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和多伦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

       1942年是胡适拿博士帽的第二个“高峰年”，达10个之多，都是美国大学授予的。其中两个是名誉文学博士：达脱茅斯学院、纽约州立大学；其它8个是名誉法学博士，分别是：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奥白林学院、威斯康辛大学、妥尔陀大学、东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第纳逊大学。

       至此，胡适已获得博士帽31顶，而最后的5顶是：美国柏克纳尔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1943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1945年11月赴伦敦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美国柯鲁开特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1949年），美国克莱蒙研究所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1950年），美国夏威夷大学授予的名誉人文学博士（1959年）。

       主要著作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胡适文存四集》《胡适自传》《戴东原的哲学》《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选》《胡适论学近著》《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胡适日记》《齐白石年谱》，以及《先秦名学史》等英文论著。

       此外，从1919年起，还陆续翻译了都德、莫泊桑、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先后编辑为两集《短篇小说》出版），以及拜仑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

       胡适去世后，台湾编辑出版了《胡适选集》《胡适手稿》等，大陆出版了《胡适往来书信选》《胡适书评序跋集》《胡适文集》等。1920年3月，他所写的白话诗集出版，即《尝试集》，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版的一部个人诗集，也是第一部白话诗集。

       《前生今世，何处适之：胡适传》这本书恰恰道明了胡适的独一无二。

       书法赏析

       胡适书法是典型的学者书法，学者书法的特征是文雅、含蓄、隽永、流畅，无雕琢气、造作气、浮躁气和江湖气，学者书法很少注重对线条的单纯锤炼，而更为重视内在的气韵和整体的表现力。在胡适所遗留下来的书法笔迹当中，其表现形式多为信札、小品，而很少有厅堂式巨作，也很少有用于应酬或人际交往的所谓的书法创作。从胡适手稿的笔迹上看，我们很难看出胡适书法的师承渊源和所属流派，但是，从整体上看，胡适显然有着较深厚的书法功底，尤其是他对魏晋小楷及唐楷的临习功夫尤为到家，且能化之。

       ###第93章88 陆军一级上将天子生第一人——胡宗南　　【胡宗南】（1896—1962.2.14），字寿山，原名胡琴斋，曾化名秦东昌，汉族，浙江镇海人。黄埔一期毕业生，陆军一级上将，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其一生历经黄埔建军、东征、北伐、内战、“剿共”、抗日战争，直到1947年指挥进攻占领中国共产党的首府延安，转战西北，官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指挥几个兵团的二级上将与名震一时的“西北王”。

       胡宗南出生于浙江镇海陈家铺。父亲胡际清单身先来鹤鹿溪，初做药材生意，后以丈量田亩、办理田产买卖和登记粮册的庄书为业。后生母亡故，父亲在鹤鹿溪续弦，方将他从镇海接来，时年7岁。有两弟两妹，皆为嗣母所生。胡家早年除不多的田产和一座房舍外，别无恒产。

       8岁入当地私塾，自《三字经》学至“四书”、“五经”。13岁，进孝丰县城高等小学堂读书。16岁那年，武昌起义成功，孝丰也随之驱逐知县，宣布共和，劝民剪辫。在小学堂里，首先剪辫的章旭初遭到许多同学的讥讽，却得到胡宗南的支持，从此两人结下深交。17岁时，考人吴兴中学。读中学时，各科成绩优良，尤以体育、地理两科更为突出。

       1915年中学毕业。之后，胡宗南先后受聘于孝丰县立小学和私立王氏小学，任国文、历史和地理教员。1922年到1924年间，并任《孝丰日报》总编辑。后因与同校教员争夺校长职位失败，父亲又硬逼他与不相爱的女子成婚，遂决然离家出走，到上海找到开毛竹行的同学章旭初。1924年，得章资助，南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1925年到1928年，在广州革命军两次东征陈炯明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实现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中，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攻打孙传芳与直鲁联军的战斗中，数立战功，由班长累升至师长。1929年至1930年，在蒋桂、蒋冯、蒋唐战争和蒋阎冯“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打败对手积极效力。1932年，率部入赣、鄂，“围剿”红军。是年，复兴社成立，成为“十三太保”。1933年，红军徐向前部西移入川，胡率部入甘驻天水，以备阻截。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至川北毛儿盖，胡率部阻截。次年，升军长，率部威胁陕北红色根据地。

       1937年，参加淞沪战役，抵抗日军侵略，升至军团长。次年，移驻关中。此后，既参加兰封、信阳对日作战和入晋对日作战，又多方遏制中共和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奉行蒋介石的“限共”、“反共”政策。1945年，升战区司令长官，在郑州主持171军投降仪式，领陆军上将衔，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46年，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胡宗南部是国民党在西北的主力。次年，率部进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战败退往四川，据守成都，不久退驻西昌，后又兵败去海南岛。蒋介石派顾祝同查办，令其回西昌“戴罪立功”。1950年西昌解放，胡去台湾。此后，相继任“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政府主席”、“总统府”战略顾问和澎湖防守军司令官等职。1962年病逝于台北。

       人物年表

       1904年就读于私塾。

       1909年进入孝丰县城高等小学堂读书。

       1912年以第二名成绩毕业。

       1913年考入湖州公立吴兴中学。

       1915年毕业后回到孝丰县立高等小学，任国文、历史、地理教员。

       1921年利用暑假时间到处游历。

       1923年，因竞争校长失利及父亲包办婚姻，胡宗南离家出走广州，报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1924年得同学在上海做毛竹生意的章云家长资助，到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因其身高不足1.6米，体格检查时被淘汰，经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特许参加考试4月被录取；5月5日入校，编在第1期第2大队第4分队；6月16日正式开学，此间结识了“同乡”蒋介石；11月于黄埔军校毕业后，胡宗南被分配在军校教导第1团第3营第8连任少尉见习。

       1925年2月，调任机枪连中尉排长；3月参加第一次东征棉湖战役，因功升机枪连上尉连长，4月任第1师第2团第2营营副；6月参加讨伐杨刘叛乱；10月参加第2次东征河婆战役。

       1926年初升任第1军（何应钦）教导师第2团（团长胡公冕为共产党员）第2营营长；7月把同乡戴笠推荐给蒋介石，胡宗南在胡公冕的推荐下，升任教导师第2团上校团长,参加北伐战争；同月，参加了北伐战争，任第一师团长。10月，胡宗南在南昌城郊使用火攻计，以1个团的兵力打败孙传芳1个精锐师，俘虏军长李彦春等；11月教导师改为第1军第1师，隶属东路军（何应钦）序列，进军浙江。

       1927年3月20日攻克上海；5月任第1军第1师少将副师长兼第2团团长，成为国民党黄埔系学生的第1个将军；8月从杭州飞驰南京参加龙潭战役；10月26日，胡宗南升任第1军（刘峙）第22师师长；11月击毁直鲁联军白俄雇佣兵装甲车队。1928年4月参加第二期北伐。8月第22师缩编为第1师第2旅，任旅长,11月所部在蒋介石校阅中因训练成绩突出，被评为“模范旅”。

       1928年4月参加第二次北伐，一举攻占蚌埠；5月1日进济南，5日撤退到曲阜整训；10月第1军第22师整编为陆军第1师（刘峙）第2旅，胡宗南任少将旅长；11月蒋介石亲临徐州校阅第1师，第2旅被誉为“模范旅”，其第3团受阅成绩列全国陆军第一。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胡宗南率军警戒武汉，第2旅改成第1旅，胡宗南仍任旅长。1930年5月参加中原大战，在河南开封附近与反蒋部队作战，6月7日胡宗南任第1师代理师长，沿陇海路迎击西北军孙良诚部。

       1930年率部参加蒋冯阎战争，战后任第1师师长。

       1931年1月13日，胡宗南升任第1师中将师长，开始建立自己的军事体系，形成黄埔系“少壮派集团”；7月参加讨伐石友三。1932年3月，胡宗南、贺衷寒、戴笠、康泽等参与组织“力行社”和“复兴社”，胡宗南居蒋介石“十三太保”之首，以黄埔系“太子”自诩；5月参加“围剿”大别山的红4方面军，胡宗南乘红军兵力分散之际，将红军第10师和第12师拦截包围于河口镇以东地区，红军伤亡很大，6月红4方面军向西北突围时，胡宗南等几十万大军尾追拦截，与杨虎城部将红军压缩在漫川关，徐向前、许世友等几经拼杀才突出重围，不久率领第1师进入甘南布防。

       1935年2月任“剿匪”第3路第2纵队司令官；4月9日叙任陆军中将；6月积极参加拦截围攻长征红军，在松潘差点被活捉，部队伤亡过半；9月任“西北剿匪”第1路军第2纵队司令，在川西北地区阻击红军；11月22日当选为国民党第5届中央督察委员，标志着黄埔系的势力开始进入中央决策机构。

       1936年4月21日，行政院任命胡宗南为第1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进攻陕北红军，彭德怀率领红军迎击，大败胡宗南；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胡宗南正在陕西惠安堡附近，得知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旋即赶到天水，支持戴笠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1937年2月第1军开赴陕西凤翔，受顾祝同指挥，向西安施加军事压力；4月24日辞第1师师长。7月7日抗战爆发，9月2日胡宗南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3日升任第17军团军团长，是黄埔学生中第1个军团长，由于第1军仓促上阵，两度参战部队损失很大；11月6日第17军团撤出战斗；12月回关中。

       1938年5月12日辞第1军军长，参加开封会战，指挥部下攻打兰封外围，扫清了通往城内的道路，但土肥原第14师团仍突围而去；6月18日兼任第27军军长；9月1日胡宗南辞军长，支援武汉会战，占领信阳，日军反攻信阳时，留守的团长马载文临阵脱逃，导致信阳失守，乃撤回西安。

       1939年1月14日任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8月4日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黄埔系学生的第1个集团军总司令；12月，胡宗南受蒋介石指使，集结部队准备向延安进攻。

       1940年1月，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奉命在空军的配合下，向陕甘宁边区纵深进犯，蚕食5个县，并公开喊出“消灭边区”的口号，严密封锁，构筑了一条长达700余里的由碉堡、工事组成的封锁线。

       1942年7月23日，胡宗南升任第8战区（朱绍良）副司令长官兼第34集团军总司令，掌握第8战区实权，屯兵西北，封锁、侵犯陕甘宁边区，号称“西北王”。

       1943年7月，胡宗南曾密谋突袭延安，被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地下党员熊向晖暴露而作罢。

       1944年4月，胡宗南被任命为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因不服司令长官陈诚，称病赴华山休养；5月日寇土肥原部调集12万兵力突然进攻中原，守军连失数城，土肥原率兵向西急进，如入无人之境，6月13日中美空军大炸豫西之敌，胡宗南部猛烈反攻，取得胜利；8月17日被任命为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与陈诚数次冲突；9月空运增援桂林、重庆；12月19日被任命为第1战区代理司令长官。

       1945年1月12日就任代理司令长官，辖4个集团军、16个军、42个师、5个特种兵团，计45万人；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7月31日被正式任命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成为黄埔系学生中唯一的战区司令长官；8月21日被任命为洛阳、郑州、开封、新乡地区的受降主官，向石家庄发动进攻；9月22日在郑州接受日本第12军团司令官鹰森孝投降，共6万余人；10月3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此时第1战区指挥的部队有5个集团军、25个军，总兵力达50万人，势力分布到陕西、甘肃、宁夏、河南、晋东南地区；10月10日授予抗战胜利勋章。

       1946年1月1日，胡宗南被任命为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副主任；3月1日获颁青天白日勋章；4月所部国军整编，军改“整编师”，师改“整编旅”，胡宗南部下20多万；7月4日整编第1军越过黄河，企图与阎锡山部南北夹击太岳部队；9月，其部队分两路进犯晋东南，与山西阎锡山部队配合欲“肃清”解放军太岳兵团（司令员陈赓），24日整编第1旅被全歼，旅长黄正诚被俘，接着整编第48旅遭受歼灭性打击，旅长何奇被击毙，胡宗南慌忙收兵。

       1947年3月4日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刘戡的整编第29军和董钊的整编第1军组成左右两个兵团，采取钳型攻势，企图包围歼灭陕北解放军，占领延安以及整个边区；3月13日指挥15个旅（14万人）进犯延安；3月19日令整编第1师第1旅进入延安空城，胡宗南组织作战参谋捏造战报，大吹大擂“俘虏敌5万”的“重大胜利”，被授二等大绶云麾勋章，24日胡宗南将其前进指挥所由宜川移到延安，并抽出5个整编旅的兵力守备延安，机动进攻兵力减少为只有10个整编旅；3月25日，第31旅在青化砭大部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此后胡宗南行动变得更加谨慎，采取国防部制定的“方形战术”，稳扎稳进，乃令刘勘兵团和董钊兵团进行“扫荡”，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一次次扑空；4月16日第135旅在羊马河被全部歼灭，代理旅长麦宗禹被俘；5月7日第167旅在蟠龙被全歼，旅长李昆岗被俘，蟠龙的众多战略物资成为解放军战利品；6月胡宗南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8月6日，西北野战军为调动和牵制胡宗南主力，配合陈谢兵团挺进豫西，进攻榆林，胡宗南令整编第36师等部队增援，12日解放军主动撤围，胡宗南令部队追击，22日整编第36师在沙家店全军覆没，师长钟松化装逃脱；10月4日解放军猛攻清涧，10日守备清涧的整编第76师被全歼，师长廖昂被俘；至12月，陕甘宁边区大部分被解放军收复。

       1948年2月，解放军重兵包围关中的咽喉要地宜川，胡宗南令整编第29军增援，在瓦子街被包围，至3月1日，整编第29军全部被歼灭，中将军长刘戡自炸毙命，整编第90师少将师长严明被击毙，胡宗南向南京请罪，被撤职留任；3月5日西北野战军包围洛川，胡宗南急调5个整编师解了洛川之围；4月21日整编第17师撤出延安，延安解放；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43名战犯名单，胡宗南列第30位。1949年2月1日兼第12编练司令部司令；5月19日，解放军军突破西安泾河南岸的胡军防线，胡宗南决定放弃西安向宝鸡转移，20日西安解放；7月宝鸡解放，胡宗南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胡宗南窜逃汉中，从此离开西北，部队有第5兵团（李文）、第7兵团（裴昌会）、第18兵团（李振）等13个军40万人；8月，胡宗南和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一起晋见到重庆巡视的蒋介石，欲放弃西南转进滇缅，被蒋介石训斥责骂；9月8日兼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1月向成都转移；12月7日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顾祝同）副长官兼参谋长，代行军政长官职权；12月9日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通电起义，云南也宣布起义，西南形势大变，20日胡宗南决定将军政长官部迁西昌，23日私自飞往海南三亚，留在四川的胡宗南部3个兵团全部战场起义，28日在顾祝同劝说下飞到西昌。

       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胡宗南将剩余6万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自己悄悄飞逃台湾，其残余部队陆续被围歼；5月台湾“监察院”李梦彪等四十六位“监察委员”提出弹劾，经蒋介石、陈诚、顾祝同、蒋经国周旋，“立法院”108名委员签名上书“行政院长”陈诚求情，陈诚将弹劾案移交“国防部”处理，8月“国防部”答复“应免议处”。

       1951年9月9日，胡宗南化名为“秦东昌”，就任“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驻守大陈岛，指挥部队骚扰破坏大陆沿海。

       1952年10月19日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1953年6月24日，解放军进军大陈岛，台湾当局撤消“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部”；7月23日胡宗南飞回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顾问；8月进入“国防大学”进修。

       1954年2月从“国防大学”毕业，在台北家中闲居。

       1955年9月胡宗南就任“澎湖防守司令部”司令官，晋任陆军二级上将。

       1956年4月以考察名义到美国访问。

       1957年10月23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八届中央评议委员。

       1959年10月回台北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2月进入“国防研究院”第一期，任研究员。

       1960年9月任国防研究院毕业同学会会长、国防研究院院务委员，深居简出，郁郁寡欢。

       1961年身体出现高血糖。

       1962年2月6日胡宗南病情恶化，7日“总统府副秘书长”蒋经国奉父命探望，10日蒋介石亲自探望，胡宗南激动万分，涕泪交流，14日凌晨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67岁，2月15日以台晋字第198号令，“故陆军二级上将胡宗南，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另颁“旌忠状”，“以永垂式范”，台湾成立以何应钦、顾祝同为正副主任的治丧委员会，移灵台北市极乐殡仪馆，17日公祭，蒋介石亲自参加祭奠，发表纪念讲话，挽“功着旗常”；3月13日颁发“褒扬令”；6月9日安葬于台北阳明山纱帽山麓。

       胡宗南可称得“天子门生”第一人，受到蒋介石的器重，乃至踌躇满志，野心勃勃，狂妄自大，抗战时避居西北拥兵称王，内战时则成了急先锋，但他志大才疏，不懂战略，对蒋介石盲目服从、不辨善恶，军事上远不是彭德怀的对手，部队被逐个歼灭，逃到台湾又被弹劾，狼狈不堪；著有《宗南文存》。

       胡宗南，是黄埔学生在国民党陆军中的第一个军长（1936年4月）；第一个兵团总指挥；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也是唯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获得第三颗将星的人。胡宗南堪称传奇（第一个师长的名头被范汉杰夺走，后范参加福建事变，不久重回蒋阵营充当胡的副手后，就再也追不上胡的晋升步伐）人物。

       胡宗南升任战区司令长官后，开始建立自己的派系，是黄埔系内的一个小派系，胡宗南系，汤恩伯系，陈诚土木系，杜聿明第五军系是黄埔系中的几个实力最强的小派系。

       国民政府褒奖

       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陆军二级上将胡宗南，气度恢宏，志行坚卓，早岁入黄埔军官学校研习军事，晓畅戎机。东征以来，参与革命奋战役，临阵奋勇，迭建奇功。历任第一军军长，第十七军团长，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暨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职，指挥镇摄为国千城。抗战胜利后，共军扩大叛乱为祸国家，该上将秉承方略，穷追逋寇，直捣其巢，丕振军威。政府播迁，率军殿后，艰危备历，劳瘁不辞。来台以后，整训队伍，巩固海防，咸收绩效。比年升任战略顾问，方质盖筹，期多献替，遽闻溘逝，轸悼殊深，除追晋一级上将外，应予明令褒扬，以彰勋绩。

       ###第94章89 民国陆军一级上将著名将领——胡琏　　【胡琏】（1907.11.26-1977.6.22）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属陈诚的土木系，是国民政府统治大陆后期的著名将领。抗日战争中以第11师师长，于鄂西保卫战中死守石牌要塞，荣获青天白日勋章。解放战争中，率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18军参加内战。解放后到台湾，曾参加金门海战。

       生平简介

       原名从禄，又名俊儒，字伯玉，陕西华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在陈诚的土木系部队中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抗战后历任旅长、副师长、师长，1944年8月升任18军军长，后又升任第12集团军副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整编第11师师长、18军军长、第12兵团副司令。1949年去台，为首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兼福建省“主席”，后升任“陆军副总司令”。1964年“出使”南越，历时8年。回台后受聘“总统府战略顾问”，晋级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七至十一届中央委员。1974年申请附读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治宋史及近现代史，著有《泛述古宁头之战》，《金门忆旧》等。1977年病卒台北。

       主要经历

       黄埔军校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师排、连长。

       1928年起任国民革命军总部警卫二团连长、第十一师营副、营长。

       1932年起任第十八军特务营营长、特务团团长、第十一师第六十六团团长。

       1937年起任第六十七师第一一九旅旅长、第十一师副师长。

       1941年3月任预备第九师师长。一九四二年任第十一师师长。

       1943年10月任第十八军副军长，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参谋。一九四四年八月任第十八军军长。

       1945年6月28日授少将军衔。

       1946年第十八军整编成十一师，任整十一师师长。

       1948年8月升兼第十二兵团副司令，九月二十二日晋为陆军中将。

       1949年1月任闽浙赣边区司令官，二月任第二编练司令，六月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十月任金门防卫司令。

       1954年6月任第一军团司令官。

       1957年7月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任金门防卫司令。

       1958年8月任陆军副总司令。

       1964年任驻越南大使。

       1972年12月晋升陆军一级上将。

       1974年退役。

       1977年6月22日病逝于台北，享年七十岁。

       早年岁月

       1907年11月16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一日）生于陕西华县会同坊北会村贫寒农家，12岁进华县高等小学念书，1925年小学毕业后，投国民二军冯子明旅当文书，1925年考取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军校，入伍生总队。1926年3月，军校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胡被编入第四期步科第一团第七连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6年10月，胡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排，连长。1928年冬任第十一师第六十一团连长。后在陈诚的第十八军任营长、团长。1929年至1930年，随第十八军参加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及中原大战。因作战勇敢，胆识过人，深受陈诚赏识，被升任第十一师营长。

       1931年至1934年，跟随陈诚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因功于1933年8月升任第十一师第六十六团团长。1935年起，又随罗卓英在浙西南继续进攻红军。

       抗战烽火

       1937年初，淞沪会战爆发后，胡所在的陈诚任军长的十八军第十一师第六十六团开赴上海，1937年8月率部参加淞沪会战。胡团奉命守卫上海北面罗店地区。日军以罗店为突破口，派飞机轰炸、大炮轰击六十六团阵地，施放烟幕弹，以坦克掩护步兵冲击。胡琏组织敢死队，用集束手榴弹炸坦克，又组织机枪火力网封锁日军前进通道。有时组织部队主动出击与敌人进行肉搏战，以杀伤敌人。有时一昼夜打退敌人十几次进攻，顽强地坚守了阵地。

       淞沪会战后，胡琏升任第六十七师步兵第一一九旅旅长。第二年胡琏随部挺进苏南开展游击战，重创敌寇。其部四零一团团长邱行湘直捣潥阳、宜兴一带，直逼苏浙边境张渚诸地，使日寇沪宁铁路交通受威胁。

       1938年6月，胡琏司令部设在九华山，他亲自到前沿阵地了解情况，发现日寇在江岸各地修碉堡，并有重兵把守。他为了配合海军特种部队在长江布雷，将沿线据点中的敌人引开。一天胡琏指挥部队突然向敌人据点发动攻击，迫使敌人放松对沿江的巡逻。扮成“船夫”“渔民”的海军特种部队乘机在江面布下水雷。一天夜晚，胡琏又派出一支部队向敌人碉堡突击，日寇摸不清中国军队的虚实，不敢出击，海军特种部队又一次在江面布下水雷。在胡琏部和其他部队掩护下，海军特种部队一年内在长江皖赣江面炸沉日军舰船六十余艘。

       1939年，胡琏率部开赴湖南，参加第一次湘北会战并升任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师长方靖）。

       1940年参加枣宜会战。1940年5月21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占领襄阳后，经宜城、南漳，直逼宜昌。第十一师奉命从长沙驰援湖北当阳。5月底，十一师在当阳构筑工事完毕，师长方靖在临战会上告诫：“当阳长坂坡，是当年三国时刘备破曹操处，此次战斗倘若当阳失守，宜昌不保，日寇就会将我们窒息西南，国家生死关头到了，我师必须人人做张飞、赵云，使日寇有来无回。”胡琏接着说：“我们就要像当年张翼德大闹长坂坡那样，杀的日本鬼子片甲不留。”

       1940年6月9日，日寇向第十一师阵地疯狂进攻，在当阳西北九山子高地，双方反复争夺。胡琏亲率第三十一团增援，同时派另一支小部队抄敌后路，敌怕陷于包围之中，慌忙撤退。方靖、胡琏在当阳与日寇激战一周，重创敌军。后撤至大峡口、风洞河一带抗击日寇。

       1941年调任福建预备第九师师长。1942年调回第十一师师长。

       1943年率部与日寇争夺石牌要塞作战中取胜，保证了鄂西大捷，因功荣获青天白日勋章，并于7月13日任十八军副军长。同年带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高参。

       1943年5月25日，在湘鄂边境德日寇占领要隘渔阳关后，渡过清河逼近石牌要塞；日寇第三十九师团主力，在敌酋高木义人率领下，从南面沿长江进犯石牌要塞。

       石牌是长江湖北西部的重要江防要塞，若石牌丢失，则日寇可直接窥伺四川，威撼西南。民国政府军事当局认为“石牌要塞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严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守卫石牌要塞。蒋介石曾致电陈诚“石牌要塞应指令一师死守。”重任落在第十八军第十一师胡琏部身上。后几经调度，最终形成了石牌要塞保卫战的指挥系统，沿枝城、长阳、宜昌、株归、丘峰线的战略防线：八十六军守备枝城聂家河、安春垴、红花套、长岭岗、以及宜昌三斗坪、陈家坝(现在秭归境内)为石牌防线左翼；八十六军一部驻守长阳津阳口、偏岩、馒头咀、太史桥、渔洋关(现在五峰境内)、资丘一线，是为战略防线之外围右翼;调三十二军驻三斗坪、陈家坝，护防线之左翼;同时调九十四军主力至资丘，重点加强右翼，部署兵力近16万。

       胡琏接受任务后，带领全师将士祭拜天地，誓与要塞共存亡，随时准备以身殉国。胡以日寇大炮坦克武器精良，不宜硬拼，只能智取。他根据要塞一带山峦起伏地势险峻德特点，利用有利地形，制敌不擅山地作战之短，抓时机，歼顽敌。他将主力部队隐匿于要塞东南北斗冲一带，只留师机关及一部分兵力防守要塞。1943年5月27日，敌第二十九、第三十四师团一部向北斗冲发起进攻，当敌进至一个群山环抱的山谷时，一声令下，第十一师部队突然从四面八方将敌围住，杀声震天，敌伤亡惨重。

       第二天，敌继续进攻，当部队逼近阵地山头时，他指挥部队与敌人拼刺刀，当敌人冲锋后修整和补充时，他组织兵力反击，夺回被敌占领的山头。他采用守攻结合的战法坚守了阵地。第三天，正当战斗方酣之际，第六战区指挥陈诚电话问胡琏“有无把握守住阵地？”，胡琏坚定的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不过，据时任十八军军部参谋长兼十八师副师长的赵秀昆回忆，胡琏已经暗中准备了逃走的木船。但打出的旗号却又是深获陈诚之心：“十一师是辞公的根基，这样使用实在可惜。”

       石牌要塞之战，第十一师歼灭日寇一千余人，使敌军未能占领石牌要塞，保证了鄂西会战的胜利。此役胡琏荣获青天白日勋章，升任第十八军副军长。

       1944年，胡奉调至重庆侍从室参军，1944年8月13日出任第十八军军长。

       1945年参加湘西会战。1945年6月28日授少将军衔。

       1945年5月，日军集中六个师团约二十万人的兵力向湘西雪峰山地区进攻，指向湘西芷江空军基地，企图打通湘黔通道，进击贵州。胡琏率第十八军参加了保卫湘西的雪峰山会战。

       1945年6月13日，胡率部抵达溆浦后，详细了解了这次战役的计划，战场形势；敌军番号、数量、特点和动向；各友军情况。湘西的六月，气候炎热，加上道路崎岖，将士行军艰难，他根据当地昼热夜凉的特点，让部队中午休息，夜晚加速行军，终于提前到达目的地。立即指挥各师团向日寇据点攻击。十七日黄昏，将日寇进攻湘西的唯一交通线湘黔公路截断，与第四方面军将被围之敌分割歼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胡琏第十八军在长沙、衡阳地区接受日军投降。

       解放战争

       1946年5月，18军整编为11师，胡琏任师长。在解放战争中，率该师参加进攻苏北鲁南解放区，参加围攻中原解放军。他率领的整编第11师一直充当着救火队的任务，哪里有难便被投入哪个战场。

       1946年9月，定陶战役后，国民党军继续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犯，占山东菏泽城。接着，国民党军第5军和整编第11师分别进至巨野以西龙固集地区和巨野以南的章缝集地区。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三、六、七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旅于10月3日发起巨野战役，以1个纵队扼制第5军于龙固集以西地区，集中3个纵队歼灭突击于章缝集地区的第11师11旅。激战至7日上午，章缝集守军3000余人除200人逃脱外，全部被歼灭。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第5军被扼阻于龙固集以西地区，毙伤其2000余人。下午，第5军和整编第11师分别向西和西南方向退却，逐渐靠拢，晋冀鲁豫野战军遂结束战役。是役，毙伤俘国民党军5300余人。

       1947年7月的山东南麻战役，胡琏判断华野可能集中部队攻击比较孤立他，于是花了20多天集中在南麻修筑了一系列的巧妙的防御工事，其中有大量的子母堡。结果虽然粟裕率领华野集中了四个纵队外加鲁中军区三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攻击胡琏，还有七纵一个纵队负责阻援！但是在胡琏的巧妙防御工事和顽强防守下，华野四个纵队连续猛攻三天三夜，7月15日下午，解放军以密集的炮轰为信号，向胡部发起进攻，整十一师阵前血流成河，伤亡惨重，而国民党援军或者被解放军阻击无法靠拢，或者因胡琏平日的霸道而故作有心无力之状。解放军的攻击越来越激烈，胡琏几近绝望，在绝望中，胡琏率领司令部全体人员焚香跪拜，企求老天爷保佑，说来也巧，就在此时一，天降大雨，这暴雨一下就是7天7夜，解放军进攻部队也因雨迟滞。同时陈诚接到胡琏的求救电报后，为自己起家的家底心急如焚，调兵遣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救援胡琏。25师和64师先后增援赶到，阻援的七纵不是优势敌人的对手，激战一通被迫后撤。

       1947年9月曹县战斗，陈毅指挥所部，将据守定陶附近沙土集守军、国民党军段霖茂整第五十七师包围，于9月7日，将之全歼，继续南进，24日与国民党军整第十一师在大义集、土山集一线遭遇，两军展开激战。11师师长胡琏嗅觉敏锐，马上停止前进，进驻两个村庄挖掘工事固守。解放军还是老战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以3、8两纵猛攻土山集守军18旅，4纵阻击大义集增援。18旅坚定守住土山集，三野自与整第十一师遭遇以来，激战数日，未有斩获，毫不恋战，断然放弃攻击，主动撤出战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砀山、马牧集间，越陇海铁路南下，向皖、苏广大地区纵横扫荡，因这些地区，国民党军军正规部队都已调走，很快恢复了鲁南苏北原来的解放区。此役解放军伤亡4413人，整编11师伤亡3500人。

       奋力突围

       1948年4月至10月任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1948年9月初，国民党军队取消整编军番号，恢复原来的军师番号。此月，国防部授予胡琏陆军中将衔。胡琏的整编第十八军番号撤销后，所属的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三师和整编第十师都并入新组建的第十二兵团建制。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发表由黄维任兵团司令、胡琏任副司令。胡对此大为不满。但是，黄维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在十八军曾是胡琏的上级，声望比他还高，胡不得不表面恭顺，背后则满腹牢骚，不安于位。10月底，胡以父亲病重和医治牙病为由，请假离开部队跑到武汉去了。

       11月初，淮海战役揭开序幕。蒋介石命令黄维第十二兵团迅速开赴徐海淮蚌地区作战。第十二兵团1948年11月8日由驻马店出发向安徽前进，18日到达蒙城的涡河、北淝河一带，即遭到中原野战军的进攻。25日，被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包围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

       第十二兵团被包围后，蒋介石发现胡琏不在前线，立即电召胡到南京面谈，问胡有什么办法能导致该兵团转为有利态势。胡认为这次战役是国共两党的大决战，即向蒋表示愿意飞赴双堆集；协助黄维鼓舞士气，调整态势。蒋极为嘉许，并指示第十二兵团：“要固守下去，苦斗必生。”然后，蒋命令空军用小飞机把胡琏于12月1日送到双堆集前方。胡向黄维和军师长传达了蒋的指示后，马上到各军师阵地视察，并将兵力作了局部调整。几天之后，中原野战军的攻势更加猛烈。第十二兵团粮弹匮乏，南京空降飞机有减无增，局势越来越严重。黄维决定派胡琏去南京，一则向蒋介石报告险情，催运补给，敦促救兵请示对策；二则要胡住在南京，以免和大家同归于尽。如果第十二兵团被歼，望胡能为大家处理善后。7日，胡琏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双堆集情况。8日晚，蒋介石邀宋希濂、胡琏，蒋经国共进晚餐，并放映电影《文天祥》。蒋对宋、胡说：“这个片子很好。”暗示宋、胡为其政权“效忠”。9日，胡琏再次飞双堆集，向黄维等传达了蒋介石准许在危急时可以突围的指示。

       12日，中原、华东野战军对第十二兵团发起总攻。15日，黄维突围的命令下达后，所部争先恐后乱成一团，结果除少数漏网者外，悉数被歼。胡琏因害怕当俘虏，在突围前向医务人员要了大量安眠药，准备在不能脱身时，服药自杀。胡后来乘战车冲出了重围，遇到第十八军未被包围的骑兵。不久，他跑到了南京。

       最后一战

       1949年2月，胡琏被南京国防部任命为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负责收集从长江以北溃败逃至江南的官兵，并补充新兵。第二编练司令部设在江西南城，得到当时的江西省主席方天的许多帮助。不久，便成立、重建和督练第十八军和第十军，由高魁元、刘廉一分别任军长。是年4月，解放军渡江战役打响后，代总统李宗仁要胡琏率部进驻大庾岭，胡对李的命令阳奉阴违，按兵不动，暗中接受蒋介石的遥控指挥；5月中旬，南城解放，第二编练司令部改编为第十二兵团，胡琏任司令。

       1949年7月，国军第十二兵团根据胡琏总司令“纵深防御、移动防御”的战略原则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分兵两路南下，成功摆脱了南下大军围歼第十二兵团的战略企图，于7月14日从江西进入广东兴宁，在石马镇稍事休整，接着进入梅县。在石马休整期间，兵团总司令胡琏曾在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故居”光裕庐坐镇指挥部队，后因电话线路多次遭游击队破坏，而匆忙撤离石马。（7月14日亦是中央军委关于围歼胡琏命令电报发出的第一天。）

       9月初，胡琏兵团撤往广东潮汕地区，期间在潮汕、普宁地区大量抓捕青壮年男子（抓壮丁）以补充死伤溃散的所部军队，旋从海上驻防金门。10月25日，胡琏第十二兵团与李良荣第二十二兵团，在金门西北角的古宁头村，击溃一万登陆金门的解放军，俘虏约五千人，取得金门战役的胜利。同年冬，胡琏被委任为福建省主席兼第十二兵团司令。1950年初，第十二兵团改为金门防卫军，胡琏任金门防卫军司令兼福建省主席及福建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

       1951年，胡琏在金门成立“福建省游击队”，后改名为“福建省反共救国军”，他任总指挥。胡琏曾派遣小股特务潜入福建省，试图进入戴云山区进行反共游击活动。但不到一个星期，大陆军民便将这些特务一网打尽。

       晚年岁月

       1952年10月，胡琏加授陆军上将衔。同时，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此后，他连任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54年6月，胡琏奉调回台北任第一野战军团司令。1957年又奉调去金门，再次出任金门防卫司令，1957年7月升任二级陆军上将。1958年8月23日，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次日，胡令所部向大磴岛进行炮击。金门炮战持续了四十六天，9月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兼金门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

       1958年冬，金门防卫司令由刘安祺接任。胡琏擢升为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61年12月入国防研究院受训。1964年，胡琏出任“驻越南(南越)大使馆大使”，在职八年。1972年胡琏被免职回台北，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并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他晚年爱好文学和历史，研读典籍，喜读古书，1974年附读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宋史和现代史。著《古宁头作战经过》、《泛述古宁头之战》、《金门忆旧》和《越南见闻》等书。1977年6月22日，胡琏因患心脏病在台北逝世。

       ###第95章90 国民党一级上将农林部部长——陈济棠　　【陈济棠】（1890.2.12—1954.11.3），字伯南，汉族客家人，粤系军阀代表，中国国民党一级上将，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华民国农林部部长。长时间主政广东，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在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方面则颇多建设。有南天王之称。

       陈济棠，广东防城东兴马路和广东湛江市那良镇那巴村（今港防城区）人。其孙陈耀显现在是美国旧金山客家崇正会会长。陈济棠于1890年2月12日出生在东兴马路镇客家人聚集区。1907年，陈考入广州陆军小学，秘密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又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之后任粤军军官，从排长累升至团长。在护法战争及讨伐陈炯明战争中，陈追随孙中山先生，任粤军李济深部第2旅旅长。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陈济棠任李济深部下，国民革命军第4军11师师长兼任钦(州)廉(州)警备司令。

       1927年北伐期间，共产党在南昌武装兵变，叶挺、贺龙南下广东潮、梅一带。陈济棠率军阻截。1928年后任第4军军长兼西区绥靖委员、广东编遣特派员，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曾率部镇压工农武装。1929年3月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年蒋桂战争起，李济琛被蒋介石扣押在汤山，陈济棠支持蒋介石。之后，陈升任第4军军长兼广东绥靖委员，驻扎广州，然后再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

       1930年通电反蒋。1931年，乘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通电反蒋并驱走广东省长陈铭枢。同年5月，汪精卫等于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任第1集团军司令。同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后，广州国民政府取消。之后数年，陈集广东党政军大权于一身。1932年任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同年蒋介石为对付共产党，仍任命陈济棠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兼任江西“剿共”南路总司令。1936年联合桂系，发动反蒋抗日的“六一事变”。失败后经香港赴欧洲。1937年9月回国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会、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1940年任农林部长。1946年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1949年，任海南行政长官兼海南警备司令。1950年4月逃往台湾，后任台湾“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1954年11月3日卒于台湾，获厚葬于台北市新北投。陈济棠举殡时，台北及香港都有盛大的送葬仪仗。

       陈济棠主政期间（1929年-1936年），对广东发展颇有建树。先后兴建各类工厂，港口公路，大中小学等。广州百业繁荣，市政建设成绩显著，如海珠桥，中山纪念堂，中山大学五山新校舍，爱群大厦等等，以及30多条马路，皆是陈济棠主政广东时兴建。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香港的珠海书院亦为陈济棠战后于广州所建。

       选择革命

       陈济棠出生在一个亦耕亦读的家庭。父亲名谦受又名金益，系清季秀才，在乡间设私塾，教书多年。大哥陈维周，早年在防城东兴做过星相业，笃信阴阳邪道，对陈济棠的影响极大。他6岁开始入私塾读书，8岁丧母。他性孝，待人接物总显出一片忠诚，故颇受人称颂。16岁时应乡试，榜列第3。因感于国家外侮频仍，清室行政腐败不堪，他无心再求仕进，蓄志从戎，曾先在县城习警政，后于1907年入广东陆军小学。次年春，他由陆小教官邓铿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转入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

       陈济棠在陆军小学时，成绩较差，特别是正步老操不好，每逢校阅，他都被留在室内搞卫生。陆小毕业时，他是最末一名。在毕业祝酒时，各同学都向名列榜首的梁安邦祝酒，说梁前途远大。梁喝得醉昏昏，听得乐滋滋，便忘乎所以地说："大家都有办法，除了陈伯南以外。"当时有位同学说："不要小看陈济棠，他可能比别人走得更远"。梁一听气愤地说："伯南如能出人头地，我给他捧靴。"说得陈济棠面红耳赤，默不作声。后来，陈济棠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梁为谋取职务，只得来找陈济棠说："伯南!伯南!我给你捧靴来了。"陈济棠说："老同学何必开玩笑，现有一个交通团团长缺，未知你肯屈就否?"梁喜出望外，但一直当了八年交通团长未升迁过。

       武装政变

       1913年，陈济棠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在广东地方部队任排长，不久升任连长。1915年，他参加讨袁(世凯)倒龙(济光)战争。失败后，辗转到肇庆投护国军的林虎部。1917年，他奉命率部驻防阳江剿匪。乱平后，他率先以兵工作修桥建设，因而积功升任营长。1920年粤桂战争中，他脱离了林虎部。11月，粤军参谋长邓铿组建粤军第一师，他应邀在该师任第四团(团长陈铭枢)第1营营长。1922年6月，陈炯明策动反对孙中山，并要挟广东所有部队参加他的反叛行动。团长陈铭枢因参与反对孙中山感到内心惭愧，不久离职去南京，第四团暂时由陈济棠统领，回驻肇庆。年底，孙中山联络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入粤讨伐陈炯明，陈济棠表示支持孙中山。此时，奉陈炯明之命去梧州指挥打滇桂军的叶举，路过肇庆，逼第1师将领饮鸡血酒发誓表明同心打滇桂军。在李济琛的布置下，陈济棠与邓演达、张发奎奋起兵变，配合滇桂军合力进攻，击败了陈炯明的叛军，重新占领了广州。

       1923年1月，陈济棠升任第1师第2旅旅长，率部随师长李济琛移驻江门整训。4月，桂军沈鸿英部进攻广州，第1师奉命讨伐，溯西江追击。陈济棠指挥第2旅配合张发奎、邓演达部攻破肇庆城，并乘胜占领了西江。7月，两广革命势力在梧州会师，成立西江督办公署，李济琛任督办，陈济棠兼任督办公署参谋长。此后，他奉李济琛之命与徐景唐等曾3次率部入广西，协助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收拾桂局，解决了沈鸿英、陆荣廷的部队，统一了广西，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粤军第1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李济琛任军长，陈济棠升任第11师师长。该年秋冬间，陈率部参加第2次东征和南征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派系相争

       北伐时，陈济棠率部驻防高、雷、钦、廉地区，兼任钦廉警备司令，从事南路的绥靖工作。他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内心抵触，在他驻北海期间，压制工人、农民运动，排斥进步青年，又使其胞兄陈维周承办各项捐务，牟取暴利，引起各方不满。陈看到这种于己不利的形势，便与他的亲信师参谋长李扬敬、师政治部主任林翼中密商，决定出国考察，借以缓和气氛和博取进步的外衣。1926年冬，他便请准去苏联和一些欧洲国家进行考察。

       陈济棠正在苏联考察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上海广州进行大屠杀，第11师也从钦、廉、高、雷地区调回广州，担任警备，配合清党行动。除得知这一消息，认为这是回国复职寻求发展的大好时机，便于6月间回国。他一到南京，就向蒋介石呈报反苏反共意见，又在"总理纪念周"上作反苏反共报告。他说："共产党是本党的反对党，是危害本党的唯一敌人"。"赤色帝国主义者的苏俄，是我们最大最可恶的敌人。"宁汉分裂后，他回到广州，一面以他的心腹李扬敬、林翼中、林时清等向各方疏通，一面请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古应芬向李济琛进言，给他复任第11师师长职务。

       陈济棠复职后，利用广东正在扩编军队的机会，把与他有矛盾的副师长邓世增调离第11师，改任余汉谋为副师长，并把所属各团、营长换了一些亲信人物。他在各种场合，极力宣传要继承邓铿师长和孙总理的遗志，建设三民主义的中国。同时，他又做了些改善官兵生活的事情，巩固他在第11师的地位。

       这年9月，"八·一"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陈济棠与徐景唐、薛岳等师驰赴潮汕，阻击叶挺、贺龙率领的起义军。陈部属千五百元购买青翠玉石送往南京，供刻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印章。

       陈济棠刚刚掌握广东军权，在蒋桂战争中失利败回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便倾全桂之兵，向广东进攻，于5月上旬占领了西江各县。拥李济琛的粤军第5军军长徐景唐也举兵响应，直逼广州。陈济棠深感"广东存亡，在此一战"，遂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动员全部粤军同桂军决战。他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以一部兵力(蔡廷锴旅)牵制徐景唐部，集中主力于花县的赤坭、白坭地带向桂军进行全力反攻，将李、白部战败，并乘胜追至广西边境，以香翰屏旅会同蒋介石的第4路军分途入桂。打败李、白部后，即增兵粤东，反攻东江的徐景唐部。当徐部向赣南退却时，陈令蔡廷锴、香翰屏统率10团兵力衔尾追击，于7月10日将徐部四面包围于信丰，全部歼灭。

       陈济棠对桂系作战的胜利，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他趁机将广东部队整编为五个师，以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蔡廷锴，蒋光鼐分任第59、62、63、60、61师师长。是年12月初，张发奎在湖北宜昌反蒋战败后，退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张发奎联合反蒋，在南宁成立了"护党救国军"。为夺占广东为反蒋基地，张发奎率第3路军(4个师的编制)，由四会、清远入花县、从化，担任左翼攻击，李宗仁率第8路军循西江经肇庆，攻粤汉路正面的军田，并分兵一部攻佛山。陈济棠一面以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分路阻击，一面急电请蒋介石发兵支援。不久，蒋派第6路军朱绍良的3个师入粤助战。陈济棠待援军来到，即展开全线反攻。在争夺两龙墟的激战中，陈部以主力于正面，配属空军支援，连续挫败张发奎部多次冲锋，并以蔡廷锴师从张部左翼迂回包围，予张部以重创。此时，张部旅长黄镇球、团长欧震、李汉炯均已负伤，营连干部伤亡过半，部队损失三分之二，被迫后撤。张部的溃败，李宗仁的第8路军翼侧受到威胁，遂全线后撤，拟固守梧州。陈济棠当即督部长驱直追，并以海军抢先占领了梧州，李、张军主力只好后退到平乐、荔浦一带集中整顿。陈济棠见李、张军主力已集中，未敢深入桂境，就在梧州设总指挥部，军队就地休整，以待时机。

       1930年3月，陈济棠坐镇梧州，指挥粤军继续向广西腹地进攻。命蒋光鼐，蔡廷锴两师经梧州藤县进占三和墟，向北流的黄绍竑的十五军发起攻击，于工6日将黄部和赶来支援的张发奎部第四、第十二军击败。此次历时两昼夜的恶战，双方伤亡重大。张部营，连、排长伤亡殆尽；陈部损失亦大，继占领大河(浔江)下游和玉林五属一带后，不敢再进，与桂军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1930年5月，中原大战全面爆发。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和张发奎，为策应冯玉祥、阎锡山作战，乃放弃广西，挥军入湘。陈济棠获悉桂军入湘后，即命余汉谋师至贵县接替蔡廷锴师防务，将蒋光鼐、李杨敬、蔡廷锴师调至韶关—带，集中待命。6月3日，张桂军攻占长沙，前锋进抵平江、岳阳，蒋介石急电陈济棠派兵入湘，截击张桂军。陈即任命蒋光鼐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第六十一师(师长蒋光鼐)，第六十三师(师长李杨敬)入湘作战。6月10日，粤军突然攻占衡阳、衡山、安仁一带，把张桂军拦腰斩断，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迫使张桂军于15日放弃长沙，退屯礼陵。时其后续部队黄绍竑部，也被堵截，屯聚于祁阳。

       陈济棠见张桂军回师攻衡阳，当即命令蒋光鼐，将三师兵力集中于衡阳附近、湘江东岸东阳渡一带，赶筑阵地，坚城固守，以待援军。同时，命令后续部队于九峰、乐昌、韶关间，择要扼守，捍卫粤北。24日，张桂军展开对衡阳的围攻战。陈部顽强扼守，战至27日，连续挫败张桂军的多次冲击，使其屯兵于坚壁之于，久攻不克，反而遗尸遍野。28日，何键的第四路军李抱冰师赶到衡阳接防，陈即命蒋、蔡、李三师反守为攻，一举将张桂军驱至七、八、九圹一带。30日，双方集中兵力，激战于七圹地区。陈部三个师又一旅的兵力，采取正面攻击，翼侧迂回的战术，于7月1日将张桂军全线击溃，并击毙其师长梁重熙，重伤杨腾辉，毙伤和俘虏张桂军一万二千余人，事后，李宗仁在回忆这次战役时说："衡阳久攻不下，而敌人援军云集。……不得已，再向广西撤退，情形狼狈不堪。官兵对战事都十分消极，情况的艰窘，实我军作战以来所未曾遇过的。"

       陈济棠部正在追击向广西退却的张桂军时，蒋介石已命云南的龙云兵分两路，进攻广西的南宁和柳州。东北的张学良入关袒蒋，冯、阎败征已见。陈济棠鉴于这一局势的变化，担心广西的张桂军一旦被解决，广东将受到滇军的威胁；更害怕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会回过头来吃掉自己。所以，他此时想联合桂系，取得对蒋的威胁作用，以保持自己在广东的地位。自此，他对张桂军作战采取消极态度，只派第二纵队司令余汉谋，率三个师做虚张声势的追击，以应付蒋介石，并对自己的一些亲信说："蒋介石用金钱官职收买对方的部下，使之倒戈相向，互相仇视，进行火并最后是兔死狗烹，蒋则坐收渔利。"7月上旬，当余部进到宾阳后，他又令其停止追击，派信使与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联系，表示修好，并让李、白部队从上林和宾阳之间进到五圹，集中兵力向南宁城外龙云部猛攻。龙云要求陈济棠派兵支援，陈部按兵不动。龙云怕两广军队联合起来对付滇军，于是立即率部退回云南。

       同年夏季，蒋介石为加速消灭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要求陈济棠抽调粤军继续北上作战。陈济棠趁机命陈铭枢的旧部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北上组成十九路军，开赴山东、河南同冯、阎两部作战。陈济棠和陈铭枢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1929年夏初，当李、白军进占西江，陈济棠在北江下游设防抗拒的紧张阶段，陈铭枢为了搞垮陈济棠，得以兼摄广东军政，便捏造余汉谋(时为陈济棠的得力旅长)反蒋事实，说余暗中与徐景唐勾结反蒋，并驱逐两陈(陈济棠、陈铭枢)，连电向蒋告密，要求将余扣留。陈济棠初时信以为真，接蒋电后，便将余调回广州扣留。后来，陈济棠发现这是陈铭枢耍的阴谋，才把余汉谋释放，重返前线打败了李、白军。从这一事件起，陈济棠对陈铭枢常存怨恨，伺机报复。这次把蒋、蔡两师调走，就全部削去了陈铭枢在粤的势力，使广东军成为他清一色的嫡系部队。但陈铭枢也不示弱，立即大肆招兵买马，从德国、捷克购进大批新式武器，增编了广东省政府直属的保安队四个团，以填补他在粤的实力真空。从此两陈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同年冬，陈济棠也以内张，桂军作战，任务繁重，兵力不足为借口，经请准蒋介石，增编了两个直属独立旅、三个直属独立团、三个师属教导团、六个旅属特务营。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要求他裁减军队，削减军费，蒋支持的省主席陈铭枢又同他明争暗斗，更引起他的不满。

       1931年2月，蒋介石以中原大战的余威，宣布准备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宪法，选举总统。立法院长胡汉民表示反对，蒋就于28日将胡汉民扣留于南京汤山。消息传开，军政各界都极为震动。胡派首脑人物古应芬等逃往广州，到处点火，掀起了反蒋高潮。陈济棠认为这是反蒋的大好机会，即可搏取伸张正义、维护国本的美名，又可以乘机壮大势力，独霸一方。于是他就和古应芬联合，驱逐了亲蒋的陈铭枢，夺取广东政权，树起了反蒋旗帜。陈铭枢离开广州后，转到庐山投蒋，企图指挥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回师进攻广州，扑灭陈济棠的势力。陈济棠乃一面发兵收缴陈铭枢驻扎黄埔的翁照垣、黄固的两个保安团的军械，以绝后患，一面派香翰屏前往赣州，游说蒋光鼐、蔡廷锴，劝其勿为陈铭枢、蒋介石所利用，得到了蒋、蔡的同情和答允。

       为了壮大反蒋力量，陈济棠派林翼中、香翰屏为和谈代表，迅速与李宗仁、白崇禧达成妥协，将驻广西的粤军撤回广东的肇庆、韶关，使多年的粤、桂之战，顿时峰回路转，化干戈为玉帛，组成了两广联合反蒋阵线。同时，他以巨款接济古应芳，去联合国民党内各派反蒋势力。4月30日，国民党粤方四监委邓泽如、肖佛成、林森、古应芬等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5月3日，由陈济棠领衔，十名广东高级将领通电表示拥护。26日，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李品仙、余汉谋、唐生明、薛岳、吴奇伟等两广将领二十余人联衔通电，限令蒋介石于四十八小时内下野。该日，陈济棠还发表了出师讨蒋通电。电文中说："现邓、林、肖、古诸公，认定首都同志，已受蒋逆武力威胁，失其自由，中央职权，已不能行使国家法律与本党纪纲，已全失其劾能，非以革命非常手段，不足以挽救党国于垂亡，而恢复革命大业于将堕。

       此时，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李宗仁的新桂系、古应芬和肖佛成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都陆续涌到了广州。27日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发表讨蒋宣言，另组一个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陈济棠被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接着，粤桂军向湘赣进兵。南京方面也调兵遣将，准备在湘、赣一线进行堵截，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一致要求团结御侮，宁、粤双方在广大人民群众"内息争端，外抗强敌，雪耻救国，收复失地"的呼声和压力下，才不得不以"共赴国难"的名义，互派代表到上海议和，达成了蒋介石下野，广州结束非常会议的协议。非常会议撤销后，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简称西南两机关)。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但两广仍维持半独立局面。此时，古应芬病死，胡汉民只主持西南政务，陈济棠实际上已成为握有军政大权的"南天王"。

       宁、粤复合后，陈济棠为了巩固其地位，防止蒋介石报复，他把"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加强对广东的控制，作为当务之急。他将余汉谋，香翰屏、李杨敬三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各辖两个师，另增编教导师一个、独立师二个、独立旅五个、独立团八个和炮兵团、战车营等，使陆军兵力猛增至十五万人。为使广东海、空军将领反对蒋介石，他把历来由陆军节制的海、空军划分出来，独成体系，直属西南政务委员会管辖。任命陈策组织海军司令部，接管各舰艇队、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并组建一团陆战队，驻守琼崖；任命张惠长成立空军司令部，接管两个飞行大队、空军学校、一团地勤部队和飞机场等。这样海、空军将领都皆大欢喜。1932年4月下旬，他又以节省军费为名，突然下令撤销陈策的海军司令部和张惠长的空军司令部，以武力接收，并以他的亲信张之英和黄光锐分任海、空军司令，独揽了广东海空军大权。接着他购买了四艘鱼雷快艇装备海军；将空军扩充为四个飞行大队，各种飞机一百三十余架，在全省各要地分建中型飞机场十多个，大大加强了海空军的战力。

       他在扩编部队的同时，还扩充了军事学校，把培养军事干部做为发展军事势力的基本问题。他说："军队之基础，建筑在下级干部。如各个班、排长自身都不振作，那这种军队就不能用，不能替党国效力。"早在他任第四军军长时，就设有军官教导队，到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时，他把教导队扩充为军官学校，自兼校长；此后，他又将军官学校改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燕圹军校)。每年招收三、四百名学生，在复试时要经过他兄陈维周亲自逐个看相，认为有福气而无反骨的才加以录取，编入步、骑、炮、工、辎重等兵种，施行定期教育训练，毕业后分派到各部队任下级军官。他将部队行伍出身的尉级军官分期分批调进该校补充班受训六个月，提高其组织指挥和学术水平。在该校还设有军事深造班，将各军机关和部队的校级军官，分批调训。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自成一个军事系统，保持本集团的部队不至被其他军事派系所渗入而起分化。他亲自规定选拔军事干部的五个条件：第一要立志，要有做非常的事业之志。能刻苦耐劳，努力奋斗，眼光远大。第二要锻炼身体，具有金刚不坏之身。规定干部每天早晚都要到野外出操，锻炼身体。第三要明白主义，为"三民主义"而战，"顺逆攸分，为胜败攸分"。第四要有团体生活的意识。在本团体内要亲爱精诚，同患难，共生死。意识统一，行为统一，保持团体的生存。第五要有牺性精神。要能损弃个人的私利私见，把个人的自由牺牲，把个人的知识技能献给团体。第六要得到人民的同情。要具有不要钱、不怕死、爱人民、爱国家、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的军人的人格。陈济棠还亲自担任军事政治学校的"心理改造"课讲授。他提倡道德修养，要注意八大要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公正、守法"。能力方面的训练要注意三大要点："求知识，习技能、重力行。

       为满足扩军的需要，陈济棠亲自抓全民军训。他在"对各机关军训公务员的训词"中强调说："举国人民都要能够服兵役，不能单靠少数的军队单独负起卫国的责任。如果单靠少数的常备军队以卫国家，那就是很危险的。""侨居我国的外国人，无论其为商人或教授等等，一接到国家命令，便即回去，担负军事责任，而他们何以能够随时为国家服军役呢?当然是由于平时受过军事训练的缘故。反观我国，平素没有这种训练，因此当着国家有事时候，只管举国沸腾，怎么热烈，但因没有军事的常识与技能，毕竟不克担负战争责任。"他规定广东各级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和中学生普及军事训练，举办全民训练骨干队，训练期满后，分配到全省各高级中学，担任军训领导骨干，实行军事管理。他还与省主席林云陔分别担任正副主任，领导全民军训。

       治理广东

       1931年秋，陈济棠着手整理行政基层组织，改革民政机构。他在广东省府各机关长官僚属欢宴会上，提出要"改革陋习，刷新政治，造成模范新广东"。强调"西南情形特殊，地处国防前线，毗连香港澳门，还有众多的华侨，南京方面的决策和所颁布的法令未尽适合实际，应该有所损益。"他批评全国政象：无论何省，未尽根据总理所定政策而行，遂至散漫无序、步骤紊乱，缺乏一个具体计划，负责政治者缺乏革命之一贯精神；中国之荐人，乃替找生活，觅碗饭，故各机关中之公务人员，缺乏为国民义务之责任心；因循陋习，不以创作为目的。他认为挽救危亡，建树新的广东，随军事进展之后，应为政治建设。第一步要勤慎服务，先得人民之同情，第二步须开诚布公，期与人民通力合作。不久，他授意林翼中(民政厅长)将琼崖抚黎局改建为三个县，以提高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将三罗地方的一些不合理的"插花飞地"，分别划归所在地的县管辖，解决了长期以来的行政和社会纠纷，将杂乱的行政基层组织形式和职责不明的机构实行改革，规定在县以下，一律设置区乡村公所(中、小县不设区)，明确其职权。

       他认为"为政在人"，"政治的优劣，在乎官吏的良否"。规定甄别、考试、训练、奖惩诸项，审核全省机关现行公务人员，分别去留。设立公务人员考绩委员会，对县长，局长等人员，实行考试，以资选拔。将热中利禄的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到广东军事政治深造班受训(最多的一期为五百余人)。毕业前，以三个月时间进行实地考察社会动态，然后派任县、市长或县、市政府的秘书、科长等职务。在燕圹设立行政人员训练所，将各县现任区、乡长分期分批调所论训，学习行政知识，提高行政效率。

       他主张"军民分治"，"然军事、政治当局则应通力合作"。把广东省划分为五个绥靖区，分兵驻守。每区设立一绥靖公署，以当地驻军高级将领一人任委员。令各县、市设警卫队。他说："现在的民团，这乡与那乡彼此不能逾界，逾界时候，又发现牵牛捉猪担谷抢家私等等毛病，不守纪律。像这样的民团——不能统一的民团，哪里可以把地方保护得好呢?所以现在就得赶速把它编为警卫队。在同一编制之下，受统一之指挥，达到统一地方人民武装的目的。"到1935年2月，广东全省都有警卫队，共八千八百多个中队，二千七百多个独立小队，官兵总数约一百零六万八千余人，增强了对广东各地的控制，同时也扑灭了各地打家劫舍，勒收行水的土匪。特别是他藉以为荣的，是肃清了徐闻山的积年匪帮二百余人，维护了社会秩序。

       1932年夏，他着手整理面临破产的财政。他认为。"财政为凡百事业所取资，更为政治建设的命脉。过去政治之病态以财政无根本解决之方案为百病之泉源。""本省财政，窘枯已达极点"，"无论如何困难，如何痛苦，务求达到收支适合之目的。"提出整理财政一要开源节流，二要廊清积弊，并拟具惩治贪官污吏条例。当他发现财政厅长冯祝万以筹款应急为名，将好些税捐项目压低定额，批给奸商承办后，即将其免职，改任比较公正的区芳浦为广东省财政厅长。区上任后，秉承陈的意旨，随即进行整顿税务机关，逐渐撤销承商，收回自办，严追欠征税款。同时整理各项税捐，开征洋米、洋糖入口等新税，保护农业的发展，很快改变了冯任时期的状况，财政收入从每月五百万元，逐次增至每月，大百万元。自此，陈在扩军情况下，也不再积欠军费而可按月清发了。

       同年9月，陈济棠在西南政务委员会上，提出并经决议通过了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他说："三年施政计划的唯一目的，是要建成三民主义的新广东。其中一切计划，都是根据总理的建国在纲而制定的。一方面，依照训政时期的需要，积极地训练人民，使有相当的政治知识能力，藉以促进地方自治，以期人民能够行使日权；在另一方面，注重民生建设，以期满足人民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以政府力量，为人民造产，并以适当的方法，使国民经济均匀发展。"三年施政计划的主要内容包含：史治、财政、乡村建设、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具体项目，三年经济建设的范围也很广，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矿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等轻重工业以及公路、铁路、航运等。

       在办工业中，他认为要投资少、利润多、收利快，才是及时解决军事费用的切实办法。因而，他采纳了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冯锐的建议，大力发展广东的蔗糖业，并委任冯为农林局局长，同意冯将广东全省分为广州、惠阳、潮汕、徐闻、琼崖五个蔗糖区，各划定若干耕地改种高产的渣华蔗种，在两年内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日榨量为一千五百吨的七个制糖厂和附设的酒精厂。同时，他扩建和新建了获利大的一批造纸厂、纺织厂、麻袋厂、硫酸厂、饮料厂、水泥厂，玻璃厂和发电厂。从这些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为他解决了庞大的军费开支，扩建了石井兵器制造厂和新建了琶江制炮厂。他利用民力修筑了广州港和公路七千公里，修建了壮丽可观的中山纪念堂、海珠大铁桥和市府合署三大建筑。

       陈济堂在治理广东时，对办教育具有浓厚兴趣。1932年10月，他在广东省第三次教育会议上说。"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永久的事业。"一国之内，如不尊重学者，试问学术从何进步?文化从柯增高?""国将从何而立?"在三年施政计划中，规定教育方面实行"训育主义化"(三民主义)和"教育职业化，学生劳动化"二原则。他认为："现代求学者仍未脱科举时代之恶劣心理，以服务于军政机关为唯一之出路，其危险实不忍言......基于此目的，牛上学校须增设职业课程，并增设职业学校。大学之文法、政、经等科之扩充，应适可而止，并悉力扩充农、矿、工、商等。乡村学校尤须实行农场化。"他确定乡村教育实施厉行强迫国民教育，扩充平民学校及成年男女补习学校，实行学校农场化和设立图书馆，城市教育为职业化，学生劳动化。严格训练人民，使社会纪律化，并奖励专门技术之研究及发明。他提倡民办中、小学校，在施政计划施行的三年中，全省小学增加了四百余所，学生人数增加十四万余人，中学增加六十四所，学生人数增加一万六千余人；又筹集巨款，收罗人才，兴建了华南著名学府中山大学，筹办了勷勤大学的工学院，师范学院和商业学院，后又在西村大稻山开办了一所相当于大学的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和陆军总医院，培养了大批军医人才。在职业教育方面，有由教育厅直接举办的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农业学校和第一职业学校。他不仅主张教育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培养民族精神，同时，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生读经时间，将《孝经》列为中等以上学校的必修课。设立学海书院，请民社党的张君励、张荪分任正副院长，聘教授来讲授《大学》、《中庸》，宣传四维八德。

       陈济棠在统治广东期间，对广东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重大影响。1980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陈的儿子——陈树柏博士(美籍华人、电子学家)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

       对共围剿

       陈济棠在统治广东期间，因他不是蒋的嫡系，时时怕被蒋搞掉，所以，他一面利用国民党内反蒋的元老派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作为自己的政治屏障；一面又暗中与蒋勾结，接受蒋的贿赂，并几次派兵"剿共"，为蒋效劳，以保持他"南天王"的地位。1932年3月，蒋介石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任命陈济棠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蒋介石)。初时，陈犹豫重重，迟疑不决，一怕派兵入赣必被红军纠缠，难于摆脱，二怕蒋介石乘粤军在赣南与红军作战之际，突然由湖南进兵袭取广东。后来，防守赣州的蒋军马昆旅长频频来电告急，蒋介石又催他履行上海的议和决定，火速出兵，陈才派范德星旅由南雄出大庾、南康，去解救赣州蒋军之危。但范旅到达新城时，遭红军伏击，损失了两个营。陈为顾全面子和保卫粤北，遂派余汉谋指挥六个师又一个旅担任福建、赣南，粤北地区的"清剿"，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但陈对余部交待，同共军作战要特别慎重，各部均要加强县城或镇的防御工事，以固守为主，非有必要不能派大部队出击"扫荡"。不久，陈又派黄任寰的独立一师进驻闽西，参加蒋介石对江西、福建红军的"围剿"。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陈济棠被任命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十一个师又一个旅，构筑碉堡，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饶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电粤桂方面，请一致行动。陈济棠怕失掉广东地盘，表示"不忍苟同"。不久，他派兵入闽，配合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把十九路军最后编成的黄春和旅缴了械，杀害了政治部主任徐名鸿。

       "围剿"红军中，陈部鉴于蒋介石"中央军"迭遭歼灭的教训，和红军行动迅速，难于摸清情况，乃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及"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的策略，规定其部队每天行程不超过四十华里。其总的计划是："先进攻筠门岭，俟巩固占领后，候机向会昌城进攻。以主力从寻邬、吉潭经澄江、盘古隘，向筠门岭正面攻击，另以一部从武平的岩前经武平向筑门岭东南侧攻击，并掩护纵队主力右翼安全。"1934年7月上旬，粤军才向筠门岭分路推进。但扼守筠门岭的红军没有决战企图，仅以很少兵力据险抵抗，逐步撤退，所以粤军只攻占了一座空城，毫无所获。但陈却大肆宣扬筠门岭之战获得重大胜利，向蒋报功。蒋"传令嘉奖"和赏洋五万元"劳军"，并令陈部直捣会昌。

       10月上旬，正当陈济棠指挥其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进而占领宁都、于都、瑞金以围歼红军时，中央红军已从瑞金出发，开始了向湘西的战略转移。此时，陈济棠害怕蒋介石乘机进兵广东，一面令余汉谋的第一军由东向西追击红军，一面命李扬敬纵队在赣部队，立即撤回粤境，撤销纵队组织，各部归还建制。并在广州近郊和粤东的惠州、淡水、平山、老隆、兴宁、焦岭、丰顺，潮安、汕头等各要点，赶筑半永久防御工事或野战工事，以准备抗日为名，积极防备蒋介石攻粤。他还以粤北缺乏防御兵力为由，将在同红军作战中已残破的范德星旅，扩充为第三独立师，不久又改编为第二军第六师；以独立二师改编为第一军的第三师，以独立四师改编为第三军的第九师；把驻琼崖的警卫旅调防从化。各军师以团为单位就地集中进行教育训练，并补充了大量新武器，以加强战斗力。

       为红军让路

       “一举两得”应对“一石二鸟”

       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完全丧失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但是从哪个方向突围呢？中央红军再一次把目光放在了粤北。

       当时主政广东的是军阀陈济棠。第五次“围剿”红军时期，陈济棠任南路军总司令，授一级陆军上将。他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把广东变成了他的天下，被人称为“南天王”。这位粤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南天王”，却绝非蒋介石可以轻易驯服的走卒。在1931年的“宁粤分裂”事件中，蒋介石被弹劾下野，陈济棠就“功不可没”。后来他索性与蒋“均权分治”，使广东处于半独立状态。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收拾他。第五次“围剿”一开始，蒋介石就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想把红军逼进广东境内，借刀杀人，以收“一石二鸟”的功效。

       陈济棠对蒋介石利用战场消灭异己的做法早有领教，对薛岳在红军北面追追停停的目的自然也是洞若观火。因此，他在接连接到蒋介石防堵红军的电令后，忧心忡忡地对部下们说:“咱们与红军的这场战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共军进广东，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赢了，共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老蒋的。”

       陈济棠当然不甘心丧失自己经营十载之久的半壁江山，经过左思右想，他终于找到了一条妙计:“送客”。他召集心腹将领开会，安排他们依计而行:“咱一面慢吞吞地在红军的必经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锁线，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门从红军后卫部队身上作文章，以‘送客早走’。”他希望此举也能收到“一举两得”之效:既防红军入粤也防蒋介石把自己的手伸进广东，以达到最终保住广东地盘的目的。

       陈济棠虽然对自己的“送客”妙计颇为自得，但还有一个心事令他寝食难安:红军要真的乘虚攻击，在他的家门口或家中大打出手怎么办？咋能让红军知道他的一片“好意”呢？他思来想去，看来有必要同红军进行一次谈判。谈判之前，必须找个中间人先给红军“通融”一下，摸摸红军的“底牌”。

       恰巧，他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他愿意代他们到苏区传话。陈济棠立即给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谈判代表，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将罗炳辉内弟请来后，陈济棠亲自单独召见，当面交代任务，并反复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当面交给周恩来，速去速回。”

       “秘密谈判”后的“五项协议”

       1934年9月，罗炳辉内弟很快就找到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在李克农的亲自陪同下，他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晤，并将陈济棠的密函当面交给了周恩来。信的内容，正合周恩来所想。这些天来，周恩来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这个问题。至于要不要与陈济棠谈判，因为当时党内最高权力和军权分别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周恩来、朱德也做不了主。于是，他们立即找博古和李德商议此事。经过周恩来、朱德固执地反复劝说，最后，博古授权周恩来和朱德全权处理谈判事宜。

       何长工、潘汉年被确定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何长工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粤赣军区是与粤军最近的红军防区，其最高军事长官何长工自然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何长工郑重地接受了任务，与周恩来握手告别。

       1934年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在暮霭沉沉的黄昏，他们赶到了约定会合地点——江西省会昌县白埠镇。这时，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潘汉年、何长工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岗哨盘问，特务连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10月8日，潘汉年、何长工抵达谈判地点——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

       陈济棠深知此次和共产党谈判事关重大，因此对谈判地点和内容极端保密。当双方代表到达后，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应鱼旅长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必须确保红军代表的安全。

       双方代表同住在一幢新建的二层小洋楼里，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方代表住在楼下。严应鱼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最亲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贴身人员在谈判期间都避免进入这座小楼。翌日上午，双方代表来到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潘汉年、何长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经过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

       粤方代表杨幼敏立即返回广州，向陈济棠汇报谈判情况，陈济棠闻听大喜过望。杨幼敏问何时开始实行与红军签订的协议，陈济棠心中高兴，人也就更加大方起来:“明天就可开始，盐布等紧俏物资一律放行，弹药先拨给他们十万发，做个大人情吧。他们多打死一个蒋介石的兵，我们就相应地多安全一分。”

       “敲梆式的堵击”和“送行式的追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5个主力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纵队共8.6万人踏上了英勇悲壮的长征之路。

       陈济棠为做给蒋介石看，也为防止红军在粤北停留，或真的从粤北进入广东腹地建立根据地，频频调兵遣将予以防堵:令余汉谋派出两个师一路尾追红军；将驻广州花县的警卫旅用火车和汽车急运至粤北仁化，抢占沿途诸要点，并广筑工事；将自己的行营前移至粤北曲江，坐镇指挥。但这些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红军过粤北期间，陈济棠给前方一线部队明确的任务是“保境安民”；规定的战场纪律是“敌不向我开枪不准射击；敌不向我攻击不准出击”。陈济棠警卫旅为做到“不与红军打仗”，还将中校团副郭士槐等一些与共产党有仇的人借故留在了后方。

       从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野战纵队渡过长征第一河——于都河，向粤北突围转移。陈济棠按照“秘密协议”，给红军让出了一条宽40华里的通道。这样，使红军较为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粤北南雄境内。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即令陈济棠等人在粤北组织第二道封锁线给予阻截。陈济棠令部下到仁化、乐晶、汝城附近设防，但下属军官同时也得到命令:“让出红军西进道路。”10月27日，红军下达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同样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于11月4日又顺利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再次颁布紧急“堵剿”电令，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在这个过程中，红军认真执行“秘密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北西进。于是，红军一路未遇粤方顽强阻截，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的计划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乱，他终于觉察到自己算计陈济棠不成，反被陈济棠狠狠“耍”了一把，不禁恼羞成怒，亲自给陈济棠拟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害怕日后难以逃脱责任，为了不留下任何把柄，急忙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文件记录，命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振球等师分头尾追红军进入湖南。但他们的先头部队距离红军总有一二天路程，而且各部追至蓝山后，便都立即撤回到广东防区。陈济棠部对红军的这种追堵，被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喻之为“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

       两广事变

       1936年6月，陈济棠联络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为名，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在此之前，李、白曾多次劝其反蒋，但他怕反蒋不成，反丢了地盘，始终不肯贸然相从。但在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蒋介石高唱"攘外必先安内"，决心结束两广半独立局面。陈济棠也已派其兄陈维周到南京刺探到蒋对西南的新政策，探悉了蒋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即：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驱逐肖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陈济棠认为，"蒋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之?""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呢?"但当时，他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枢作兵谏的，便是举起抗日大旗，要求中央抗日。

       5月12日，胡汉民在广州病死，白崇禧由广西来到广州吊丧，陈济棠就两广共同反蒋问题同白崇禧密商。他在与白交换对形势的看法时说：目前蒋介石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的进攻，又要防止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重要的是还要部署兵力向陕北红军包围进攻，蒋介石无余力可以南犯。因而，只要西南作出抗日姿态，登高一呼，全国必定响应。蒋如不顺从民意，则必然垮台无疑。白崇禧早就对他既想扩大地盘，又怕丢了老本，患得患失，迟迟不肯毅然反蒋的态度不满，这次见他被蒋介石所逼而反蒋，也就乐得推波助澜地说；"我们这时候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方面决以全力支持。"白的表态，更坚定了陈的反蒋信心。

       陈济棠每逢疑难之事，总是要阴阳术士翁半玄、詹天眼扶乩，似乩吉凶。这次反蒋前，他又请翁、詹乩得了"大运已到，机不可失"的吉言，更受到煽惑。他从小受其兄的影响，笃信阴阳命相，曾听其兄言，以高价买得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以安葬其母骸骨，说这里是出天子的圣地。陈维周经常逢人便说："伯南生得一对其软如棉的朱砂掌，是大贵之相，前途不可限量。"陈济棠也自信他之所以飞黄腾达，全是命里注定。自他当连长时，与集市上操刀卖肉的时年18岁的有夫之妇莫秀英结婚以来，一直官运亨通，说这完全是莫"八字相夫旺子的关系"。所以，他最听莫的话，连修建的要塞炮台，也要取名"秀英炮台"作为吉利兆头。他还在梅花村公馆专建一个厅奉祀吕祖先师，朝夕祷拜以求护荫。1935年，他派其兄以述职为名，专程去南京见蒋介石，看蒋的相格气运；去奉化察看蒋介石祖坟的风水。陈维周回来后，就兴高采烈地对陈济棠说："蒋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而且蒋的气运将终，明年肯定要垮台，一蹶不可复振，代之而兴者便是伯南。"回想起他兄的这番话，更认为这次反蒋是定胜无疑了。

       16日晚，他找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黄延桢等到梅花村公馆密商。首先，讲了他与白崇禧对抗日反蒋形势的共同看法，然后说："我认为这是值得考虑去干的，请各位好好研究再作详谈，但要严守秘密，不宜外传。"此后两天，他分别找各高级将领征求意见。当时，有的表示赞成抗日反蒋，有的表示怀疑，有的说："白崇禧虽然有小诸葛之称，但他为人不老实，要提防他，免得中了他的诡计。"26日，陈济棠又召集余汉谋、缪培南、张达、黄任寰、李汉魂等二十余名将领开会，重伸他的主张，并强调说；"抗日反蒋是我们一贯的主张，这是救国要道，舍此莫由。环顾国内只有我们可以担当这个重任，也是义不容辞的。"在场的多数将领听了他的话，都感到惊讶，默不作声，余汉谋却突然站起来，打破了死一般的沉寂。余说："关于党政方面，总司令很清楚，我现在只就军事方面提些意见，供参考。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平汉、粤汉、津浦、浙赣铁路和海上，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他较量，我们没有必胜的把握，请总司令详加考虑。"陈济棠却说："我已再三再四地考虑，认为时机的确成熟了。广西的李、白确实诚意合作，我看他们不会假；浙南的何键同意我军到衡阳，接近株洲后，亦一同出兵合攻武汉。我准备第一军或者加上第三军，由赣州向吉安，挺进南昌，很快就可将江西全省拿下来，我们的第二军和广西军队，再加何键的湘军，会攻武汉而占领之，当然不成问题。"接着他又召集各将领到燕圹军校宣誓，并由邓泽如"监誓"。宣誓前，他派人在军校礼堂上方安置一个皮制假人，上书"蒋介石"三字。宣誓时，陈亲自唱名，各将领逐一起立，宣读"余决心效忠党国，抗日反蒋，拥护陈总司令，以后如违誓言，必遭天谴。"读毕，即趋至假人之前，举起一把木剑，向"蒋介石"身上连刺三剑，以表示仇恨有决心。肖佛成就此事曾对人说："陈伯南的荒唐落伍，愚不安愚，一至于此，如何能成大事。"27日，他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以激起全国反日情绪，争取舆论的同情。

       6月1日，他指使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作出决定，委他与李宗仁组织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并任他与李为正副总司令，公开揭起抗日反蒋旗帜。2日，西南两机关对南京发出冬电，呈请中央领导全国抗日，并通电全国，呼吁党政军民一致督促中枢领导抗日，同时发动两广国民党各级组织各民众团体通电响应。由于抗日口号深得人心，全国震动，不少人表示同情。4日，陈济棠与李宗仁以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率领西南将领三十名通电响应，要求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此时，陈济棠已将第一集团军扩编成五个军、十五个师，约二十万兵力，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扩编成四个军，约十万人。两-广的兵力共计约三十万人，飞机一百九十余架，江防舰艇数十艘。他命刘斐和白崇禧到东江、北江等粤桂边境地区，视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确定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湖南方面取攻势，粤军主力集中大庾、韶关地区，准备进攻江西；桂军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9日，其先遣部队进入湖南，分别占领了永州、郴州，欲一举下长沙而趋武汉。蒋介右二面电陈迅速撤兵，一面急调兵入湘，于10日抢先控制了衡阳。西南联军北上计划受阻。

       6月下旬，蒋介石布置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西南派员出席，以作缓兵之计，同时暗向西南调集军队。此时，被蒋派到广州活动的蒋伯诚，对分化和收买陈的部下也收到效果。7月4日，陈部军队余汉谋由广州到大庾，召集第一军将领商议，一面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向蒋介石报告请示，一面集中兵力准备向南雄、韶关推进，对陈济棠进行兵谏。6日，第二军副军长兼东区绥靖主任李汉魂挂印离职赴香港，翌日通电反陈。此时，西南两机关的肖佛成、陈融、刘庐隐、邓青阳、杨熙绩和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广州市长刘纪文等纷纷出逃，陈济棠借以发号施令的西南两机关随即解体。13日，陈济棠被南京国民党政府免除本兼各职。14日，余汉谋在大庾宣誓就任蒋介石任命的第四路军总司令和广东绥靖主任，并发表通电，敦促陈济棠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广东。同日，第二军军长张达也被蒋收买，声明服从"中央"，并者手迎接余汉谋来广州上任。18日，空军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桌林分乘三架飞机于香港机场降落，各种飞机七十二架先后飞到南昌机场投蒋。

       陈济棠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只得于18日电余汉谋以广东抬安相托，并发表告袍泽，告同胞书，声言下野。随即，他前往香港。至此，纷扰了五十多天的"两广事变"遂告结束，同时也结束了陈济棠对广东的割据局面。

       陈济棠到香港后，蒋介石派黄镇球去安慰他，说将来借重他的地方还多。此后陈即出洋考察。这年冬天，南京政府发起对蒋献机祝寿。陈济棠乘机把从前二百万元购买军火机器蛇定单和光洋一千元献给南京政府，对国家捐献之多，为下野军人之冠。

       政治末路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济棠由欧洲回国，任国民政府委员及最高国防委员和战略委员。1940年春更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1942年，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日本投降后，陈济棠奉命为两广宣慰使，由重庆回到广州。他一面使林翼中进行谋取广东省参议会议长一席，一面和一些文武旧部，共同创办了珠海大学、海洋渔业公司和一个供失业的中上级旧部居住的新村，借此恢复势力，重掌广东政权。

       1949年4月，陈济棠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琼崖行政长官。就任后，他大力改善海南岛的落后状况，成立琼崖行政长官公署，内设军事、交通、民政、教育、财政、实业、农林、卫生和秘书等处，并将琼崖十七个县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同时，他还以私人资财支援地方建设，企图以此岛作为国民政府反攻的基地。他命令各县市编练必要的保安部队，由区保安司令直接指挥，"进剿"中共领导的人民游击队。行政长官公署编练两个美械装备的陆军师。10月，广东绥靖主任公署、广东省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和陆军三个军，像潮水般向海南岛撤退。薛岳、余汉谋分任琼崖防御正副总司令，陈济棠则专管民政。此时，他见大权旁落，便把他的嫡系部队两个师调防榆林港，准备逃往台湾。

       第二年4月，海南岛解放，陈济棠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及总统府资政。他正欲在台设德明中学校，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不料于1954年11月3日在勘察校址时，突然患脑血管栓塞去世，终年六十三岁。

       陈济棠题字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政界名人陈济棠先生，世人只晓他是个行伍出身的将才，却很少知道他能写得一手好字。其实他从小酷爱书法。他主粤期间，办实业、察民情、勤政务，还时时不忘为茂名县（今高州市）的市政、文教卫生等公益事业的建设出力，先后建起了高州飞机场、德明中学、广南医院、南秀农业学院、南秀农场等。他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为“高州民国日报”题的字。